2025年11月28日，59岁的国家级射击教练田红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有走私武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公布后，引发关注和疑问：销售在射击运动中被广泛使用的枪支零部件，为何会被纳入刑法意义上的“走私武器”范畴？这起案件也将一个长期存在却鲜少被关注的现实带入公众视野——在高度严格的枪支管理体系下，小众的竞技射击运动对装备与配件有着迫切且密集的更新需求。

　　现在回想起得知妻子田红和儿子付义涵被带走调查的时刻，射击教练付钧已经记不起太多细节，因为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只记得那是2023年12月份，自己还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带射击队员们训练，突然接到了田红弟弟打来的电话，说是“公司被查了”。

　　公司指的是广州匹林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林公司），主要售卖进口射击运动体育器材，包括鞋子、皮衣、眼镜、电子靶，还有射击运动枪支零部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付钧的儿子付义涵，田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警方带走给予的理由是涉嫌犯走私武器罪。

　　起初，付钧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公司售卖的射击运动枪支零部件大多都是气瓶、瞄准具，准星等，都是射击运动员和教练天天摆弄惯的东西，“又不是军火”，来购买的单位都是国内射击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及部分体育器材中标企业。付钧想着，可能是前期公司没有进出口资质的时候，有些货物并没有缴税，可能交过罚款就没事了。

　　姚志勇从2016年加入匹林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的销售工作，他对本刊说，没有进出口资质之前，公司是将进口货物先发送到香港，他们再安排人去香港携带进境。姚志勇曾经去香港取过五、六次货，货物包括射击服装、手套还有气瓶、螺丝以及瞄准具等，气瓶最贵2000元一个，每次拿的货物大约装满一个书包，整体不会超过5000元，再从福田口岸通关回到内地。不过，田红曾嘱咐过姚志勇，如果被现场开包查验，不要说是枪上用品，因为国家枪支管理比较严格，涉及枪的元素总归会碰到点麻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国家严格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制造（包括变造、装配）、买卖、运输、出租、出借枪支。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单位配置射击运动枪支，由国务院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审批。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指出，运动枪支的购置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公安部共同指定的单位统一组织实施。

　　在一审判决书中，田红供述，2016年左右，匹林公司获得了进出口资质后，进口气枪配件都是向海关申报进口的。但她还是叮嘱付义涵，不要在报关时的货物品名上体现枪的字眼，让付义涵申报为“空气压缩用气瓶”，用途写的是压缩空气用，没有写枪支适用，没写用于射击训练，因为匹林公司没有进口枪支配件的资质。不过，田红告诉姚志勇，枪管和子弹不能销售，气瓶、准星、撞针、瞄准具及其加高座等次要配件都可以销售。姚志勇称，这些配件没有存货的线个月就可以送到。

　　一直以来，付钧都认为，案件应该很快会解决，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个案子一等就是两年。其间只开了一次庭，直到2025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坐在旁听席的付钧，与田红相距十米左右，这是他时隔近两年第一次看到妻子，59岁的田红头发剪短了，“瘦了，但是精神头儿还行”。

　　宣判的速度很快，不超过10分钟。法院审理查明，从2015年至2023年，被告人田红、付义涵在经营匹林公司过程中，在明知我国枪支管理规定及该公司不具备运动枪支零部件进口、销售资质的情况下，自德国、瑞士等地采购相关品牌的运动枪支零部件，通过旅客藏匿方式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深圳走私入境，或者以报关公司的名义伪报品名和用途走私入境，经统计及鉴定，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田红因被认定犯有走私武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付义涵因同样的罪名获刑6年。

　　对于判决结果，付钧对本刊说，“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田红和付义涵当庭都哭了出来。

　　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开公司做生意，付钧和田红的人生都围绕着“射击运动”打转。

　　田红出生于1966年，辽宁营口人，家中父母都是工人，1981年，营口当地的射击体校去学校挑选学生，发现她的平衡力和稳定力都不错，“挺精挺灵”，选进体校，两年后，田红进入省队训练，成为专业队员。付钧比田红大三岁，老家在沈阳，1977年入省队训练。付钧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辽宁队的射击实力很强，国家队45人集训，辽宁能占到15人。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辽宁一共拿了22块金牌，光是射击项目就占了7块，“因为出成绩，大家对射击也都很感兴趣”。

　　21岁那年，田红在全国六运会射击预赛中，取得标准步枪60发卧射598环的优异成绩，平了波兰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李友山曾是田红在辽宁省射击队的队友，退役后也转做射击教练，他对本刊回忆，田红性格活泼直爽，训练也很刻苦，常规训练结束后，也会给自己加练，是女子射击运动员中很突出的那个。付钧和田红在省队相识，1991年结婚，运动员退役后，双双转做射击教练员，先后调入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20多年前，辽宁这边经济开始不景气，对射击运动的投入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广东这边有意愿大力发展射击运动，希望引进教练员，给了大约三倍的工资，我们就过来了。”付钧说。

　　付钧说自己做教练一个月大约3万块，田红差不多2万，生活上并不缺钱。不过在训练和比赛中，付钧注意到运动员的服装更换很频繁，射击运动主要包括步枪、手枪和飞碟三个分项。尤其是步枪运动员，其射击皮服由特制材料特殊工艺制成的。射击比赛对于精准性的要求很高，在国际射联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射击运动员衣服越厚越硬，对动作的稳定帮助就越大。衣服一变形可能会影响动作，半年更换一套都是常事，衣服价格从几千块到上万不等，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付钧慢慢萌生出出开体育用品公司的想法。2012年前后，公司成立，主要卖射击服装以及手套的买卖，公司由田红管理。

　　接触运动枪支零部件的买卖是从2013年开始的。根据田红供述，2013年出国比赛时，她碰到一家国外射击运动枪支品牌公司中国区销售代表吕静，吕静让她回国帮一些省队的射击教练带气枪配件。“我们一开始相当于中间跑腿的，帮忙把东西带回来，赚点跑腿费。”付钧说，射击运动枪支部件主要是四大件“枪管、枪机、瞄准具和木托”，早期七八十年代，拿步枪来说，大约五六个零件就能组成枪机，受限于资金因素，子弹量不多，训练量有限，损坏率也不高。每年运动员去国外比赛，国外枪厂也会到场，运动员和教练员自己就能背配件回来。随着射击运动枪支越来越精准，配件设计变得越发高效，每一个配件承担的功能角色变得更复杂，而且子弹打得越来越多，也给配件造成更大的损耗，大家对更换配件的需求也慢慢变大了。

　　田红说，2016年左右，国内的一些射击教练陆续来找她买配件。刚开始她是从吕静那里订好气枪配件后通知这些教练，队员们利用出国比赛的机会从吕静那里把配件直接取回来。她收取20%的报酬，并给教练和队员们开具发票。田红供述，之后偶尔年底公司也会多采购一些备着，因为有的射击队年底经费多、会多采购一些配件，主要是气瓶。再往后，公司开始通过去香港将配件携带入境和正常海关申报的方式直接采购进口。不过，付钧称，运动枪支配件售卖额占匹林公司整体业务的比例非常低，“公司主要还是以射击服装、手套等业务赚钱，一年约有千万入账，利润百十来万。”

　　华北地区某射击队教练张顺斌也从田红处买过气瓶以及手套等物品，他对本刊解释称，选择从田红处购买运动枪支零部件，主要是因为正规的采购途径太慢了，无法及时满足枪支配件突发损坏需要更换的情况。

　　北方地区市队射击教练张萌称，长期以来，我国射击项目中，成年人运动队均使用国外品牌的枪支和配件。由于预算有限，枪支配件的数量和类别又多，日常储备量并不够，像市队或者业余队，人多枪少，还有共用一把枪的情况，两个队员分上下午或者今明两天轮着练。专业省队基本都是人手一把枪，一般遇到配件损坏的情况，没有多余的备用枪，尽量内部协调找同型号的配件及时换上，但一个队里能有四五种型号的枪，也不一定能匹配上，专业队枪支不会共用，一般原则是先保障重点队员的训练。

　　曾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何友聪对本刊介绍，射击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较为小众的项目，从观赏性来看，射击运动主要是运动员一个人战胜自己的过程，克服内心的波动，调整呼吸达到平稳状态，扣动扳机，而这一系列过程观众都看不到，视觉效果没有那么强，而且比赛规则也比较复杂，观众很难感受到趣味性和紧张感。张顺斌称，射击运动的资金来源基本靠省里拨款，射击比赛的转播较少，没有太大的广告效益，没法依靠外部的赞助和投资。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文件要求，1996年成立的华兴荣耀（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原华兴体育用品发展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承担运动枪弹境内外采购供应单位。一审判决书中，负责华兴荣耀枪弹库出入库登记的工作人员称，体育总局装备中心或公司会在每年4月至6月发通知，组织全国射击类竞技运动单位采购器材。各省份体育局或射击运动管理中心随后会统计相关单位的采购需求，汇总后上报到公司采购平台，再由公司将采购需求上报体育总局经济司，之后由经济司将采购需求报公安部审批。审批通过后，公司向才会向国外生产厂家订货。货品会通过空运或海运将货物发到青岛港或北京、上海机场，报关公司清关后将货物运输到华兴荣耀公司的库房。随后，各地根据提货通知单去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办理运输证后才能提货。

　　“整个过程最短要花一年时间。”张顺斌称，射击运动是很烧钱的，运动枪支一把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一个瞄准具要两三千，一个气瓶也要一两千块，经费很紧张，每次购买都是精打细算，买几只枪，几个气瓶，根据需求尽量买。但运动枪支零部件的损坏不可预测，也无法针对性预备。枪支配件的更新速度也很快，出了精度更高的配件，囤的老配件也用不上了。如果错过了这一年的的采购，就要等到第二年才能报上去，又要再等一年才会到。

　　而且，射击运动的独特性，除了考验运动员的个人素质，还考验射击装备质量，尤其是枪支的精度。原国家队射击教练王跃舫曾提到，“枪弹器材的一点点问题将直接导致比赛的失败。”以10米气步枪为例，比赛用的靶子直径只有4.55厘米，9环直径大约5.5毫米，比人的小拇指甲盖还要小，而10环只是中间那个白点，直径只有0.5毫米。“射击是非常精密的运动，对于枪支的要求甚至要优先于运动员，否则枪坏了，运动员再高水平也没有用。”李友山说。

　　“枪是射击运动员手的延伸。”步枪射击运动员邱昊说，运动员和枪支也要磨合，彼此适应，抵肩板、贴腮板和瞄准具都有刻度，相对还好调整，最难调整的是扳机的力度，并不是随便拿起一把枪就能打出成绩，就算是冠军选手突然换了一把枪，成绩也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波动。专业射击运动员对枪非常敏感和介意，一般都不会让别人碰，“很忌讳”，更不用说两个人共用一把枪，每次都要重新调整和枪支匹配的感觉，两个人的状态都无法保障。共用一个配件的话，只能分开轮流练习，运动员的训练计划、手感、心态都会被打乱。

　　除了到货慢，华兴荣耀提供的品类也不全。张顺斌说，有些国外公司已经出了更先进的配件，例如推出了更易结合、易拆卸的瞄准具，但是它给的订购目录上没有及时更新。李友山担任射击教练期间，他们都是核对好所需清单上报，再由华兴荣耀这边翻译成外语，与国外厂家订购，有时候等了一年多，到手的却是错误的款式，“原本定的是气枪，结果到的是小口径手枪。”

　　作为射击运动员，不管是田红，还是付钧，都非常理解射击运动员的不容易。一个射击运动员，想要走上奥运等世界级赛场，往往要经过一条艰难又固定的上升路径。多名射击教练员和运动员对本刊表示，区队教练或者体校教练会定期到学校招生，测试孩子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能力，选材进入体校。一到两年训练后，表现优异的孩子才能获得参加省内比赛的资格，在省内锦标赛达到一定名次后进入省队试训，之后通过打考核的方式，决定是否能留在省队成为正式队员，参与全国范围的射击锦标赛、冠军赛等累积排名和积分。排名靠前的选手才有资格参与国家队的选拔，接触到世界级射击比赛的机会。

　　在广东执教期间，付钧担任女子步枪总教练，其带训运动员获得过伦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金牌，2014年被聘为国家级总教练。田红2008年任男子步枪班教练，并于2020年被评为国家级教练。付钧称，射击运动员的选拔是一个优中选优、层层淘汰的机制，就拿省队试训来说，小规模试训每个项目选择两到三个孩子，一共大约有二三十个人，训练三到六个月，最终一个都留不下是常态。邱昊说，随着一步一步往上走，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例如世界杯男子气步枪项目，在全国各省市筛选约20个运动员前往集训，这些人中再竞选3个人出来上场比赛，另选3个作为陪练，“最终能进国家队和能去打比赛，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能看到的运动员都已经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剩下的更多都是无名之辈。”

　　因为枪支直接影响成绩的运动员有很多。2022年，14岁的汪乐进入东北地区某市队训练，他的项目是25米手枪速射，队里经费有限，每隔3-4年购买一次枪支，进队的那一年，队里申报买了一批进口手枪，在等待枪支的过程中，汪乐只能先使用1986年生产的国产枪，精度重量都差一些，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也不错，不到20人的手枪队伍里，好的时候能排到前五名。

　　两年后，他迎来了能更进一步的机会，2024年省射击锦标赛获前8名的运动员可以去省队试训，但队里买的进口枪还没有到，临时给他调换了一支2008年生产的国产枪去比赛。国产枪的缺口准星和进口枪不一样，想要瞄准要把准星放在缺口中间，比较难控制，进口枪只需要把缺口准星对齐就行，最后汪乐只拿到了第十名，错过了去省队试训的机会。邱昊则记得，有一年比赛，一名队员第二天要出发比赛，当天枪上零部件坏了，没有备用枪和备用配件，其他队员也没有同样品牌型号的枪，短时间无法处理，只能选择退赛。

　　判决结果出来后，田红的二审辩护律师聂敏去看守所见过田红，“她整个人很懵”，在看守所，她一是担心父母都已经80多岁，10年刑期或许见不到他们最后一面，二是心疼儿子，两年多以前刚被羁押的时候，付义涵刚新婚20天。

　　付义涵从小就在广东开设射击班的小学上学，2010年左右进入省队，在射击项目上获得过亚洲冠军、全国冠军，并进入清华大学念书。付钧说，2014年，付义涵毕业时，“收到了几家知名大厂的录取通知，月收入达到上万元，也考虑过留在北京，但最后权衡了一下还是回到广州。”他和田红都是体制内人员，不能开公司，所以让付义涵担任公司法人代表，而且儿子学的是工商管理，也可以帮忙管理公司。家里老人年纪大了，也希望孩子在身边，“早知道会这样，就应该让他去外面锻炼。”

　　田红不理解为什么会判这么重，她和儿子已经上诉。根据一审判决书，在案扣押的涉案枪支散件包括瞄准具、准星、撞针、握把、气瓶等。田红在上诉状中表示，瞄准具、准星等配件属于射击项目和射箭项目的通用体育用品，可互换使用。聂敏对本刊称，付钧和田红不服判决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不认同自己在“走私武器”——涉案运动枪支零部件都专用于体育训练场景，全部配件均在境内合法体育运动单位流转，配件也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

　　一审判决书写到，判决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走私枪支散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走私武器罪定罪处罚，成套枪支散件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30件为一套枪支散件计，匹林公司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其中以火药发射为动力的273件，分别折合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72套和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9套。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玉琴常年办理枪支案件，她对本刊称，目前《枪支管理法》未对“枪支散件”作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做出明确划分。司法实务中对于枪支散件的定义，更多参考的是2019年12月公安部下发的修订后《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鉴定工作规定》，其中提到，本规定所称枪支散件，是指专门用于组成枪支的“主要零部件”。2014年公安部发布《关于枪支主要零部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所附《枪支主要零部件及性能特征明细表》列举了33个零件和2个部件，其中就包括本案涉及的准星、准星座以及气瓶等。

　　“从辩护人的角度来说，可以质疑其鉴定结果，但在办案实践中，有关专业鉴定的意见，尤其是涉及国家管控极为严格的枪支问题，法院基本上会采纳权威部门的鉴定规范作为意见。”董玉琴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则告诉本刊，外界对田红案产生困惑，部分原因在于案中枪支散件的折合方式，不理解为何能将30个气瓶或瞄准具算作一支枪，“这种质疑不无道理，这个规定的确过于粗糙和简单化，应该进一步区分枪支的关键零部件，如枪管、弹夹和非关键性零部件，如准星、瞄准具等，非关键零部件的折合比例应该更高。”陈永生说，除了针对枪支散件的定义，国内对于枪支认定标准也存在过低的情况，近年来社会涉枪争议案件多由此而起。

　　2018年3月2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下称《气枪案件批复》）。其中提到，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陈永生指出，从一审判决来看，法院在审理时已经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情况，即本案涉及的运动枪支配件没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适用了酌定减轻处罚程序——走私武器罪的量刑分为三档：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按照枪支散件数量来看，已经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无期徒刑，但判处的10年，属于第二档中间偏下。而且购买一方其实是形成共犯关系的，公检法机关对于购买单位没有处罚，也是考虑到其没有危及公共安全，既然如此，这个评价标准应或许同样适用于田红，不过减轻处罚，并不等于无限减轻，而是酌情递减，或许更为恰当，能达到法律和情理的统一。

　　王先友曾在海关工作16年，从事过海关缉私侦查、海关调查等工作，现为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一名专门从事走私犯罪辩护的专职律师。王先友对本刊称，从此案中也能看到，射击运动队对于竞技用枪配件的更换需求，仅通过政府统一集中采购，时效性较差，长期无法得到及时满足。也可以借鉴枪支管理较严格的日本，进口运动枪支的申请主体可以是国家体育协会或者地方专业体育竞技中心，我国也可以将采购主体下放到地方各省体育局，向省公安厅报备，随时报批随时采购，更快速满足射击队的需要。董玉琴称，未来也可考虑针对竞技运动用枪开辟赛事专用通道，例如可以在海关审批流程上，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放宽。

　　得知一审判决后的两个多月里，付钧一边照顾家庭的老人，一边忙着二审的事，和律师讨论案件，准备陈情材料，“只有锻炼好身体，保持家里各个方面的稳定，目前是我的责任，练射击出身，心态还稳得住，希望二审能有好的结果。”付钧说。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从本案的情节和后果看，并非恶劣的、严重的，一审判刑十年，为什么会判这么重？从情理上很难理解和接受！

　　既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又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纯粹就是事出有因追究刑事责任重了！

　　那使用违法武器的射击队领队、教练入刑了没有，提供采购资金的资金的体育局、财政负责人入刑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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