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煤矿地下党组织，从抗日战争重庆成为“陪都”开始，随着“种子”党员的潜入，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种子”党员来自不同路径，隐蔽于不同的职业，且多为单线联系，又有不发生横向联络的纪律约束，往往互不相知相认。较为早期活动的党员，多在知识文化界。例如矿子弟小学，抗战时期建校，学校老师多为抗战内迁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中共南方局有一定关系；其中，校长王×（女）和教师张克东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和在煤矿生产一线的工人地下党员彼此不熟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子弟小学的校址，最早在天府火车站对面的桂花园，中间隔一条大水沟。学校操场就在笔者父母住家的工棚院坝坎下；姐姐杜金翠也在那里上学。笔者还不到４岁，父母亲就要送我去上学，这时候子弟校搬到了西山坡脚下的张家湾一所大院子。王校长给笔者妈妈说：哎呀，孩子还小啊，明年再来吧。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４８年春天，妈妈又把我抱去要求上学。和蔼可亲、像妈妈一样的王校长拿出一些跳棋子，考试让我认颜色。除了一枚粉红色的我说不准确，其它的都认识；于是王校长录取我合格入学，这时我还不到５岁。学校对所有进校就读的矿山子弟学生，无论家长在矿地位高低、家庭贫富，都一视同仁；教育水平堪称一流，在北碚颇有名气。

　　因为教师们的教学理念先进，常常宣传进步思想，自然引起特务部门注意。那个时候的特务（全称“特别勤务”）着装特别，一般老百姓都能认出，望而生畏。一个星期天，笔者姐姐杜金翠和她的同班同学卢履臣正在学校大门外的小操场荡秋千。看见两个特务走近，在向路人打听谁是张克东，卢履臣就悄悄跑到学校大院内南角小院老师寝室，告诉了张克东老师。张老师立刻出院，在学校大门口遇上了这两个特务。特务问他：张克东在不在？张老师往里边一指说：在里边。趁特务往里走，张老师迅速逃离。两个特务没有抓到张克东，就抓了接班王×任校长的韩悦。（这段历史北碚有史料记载，但提供史料者不知学生报信的细节。老师住的小院没有后门，如果没有小学生卢履臣报信，张老师根本无法走出校门；真是幸运！）

　　除了子弟学校这一条线的党员，隐蔽在井口、机厂、车站等生产劳动一线工人中间的地下党员，也分别有不同的来历和联络线。其中，在白庙子火车站绞车房有周子成，他的上线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著名工运领袖许建业。在峰厂矿井，除有朱云祥、杜兆田外，另有从江北县潜入的徐云会。徐本姓白，四川达县人，原在江北县一所小学当教员，潜入天府煤矿化名徐云会，在峰厂井下推煤车。徐云会联系发展的下线党员均不在峰厂，开先和峰厂的朱云祥、杜兆田互相不知底细，也没有组织联系。天府煤矿地下党组织，周兴民发展这一条线党员最少，只有朱云祥、黎安平、杜兆田三人。

　　到１９４８年，上级党组织指示，派韩述志到天府煤矿整合地下党组织。有一天朱云祥告诉杜兆田：有一个姓周（即周子成）的要求他交党员的组织关系，他没有敢交。七月，朱云祥见了韩述志，韩说我们都属北碚特支领导，这才把关系交了。八月，正式成立天府煤矿党支部；韩任书记，周子成、徐云会为支委，把各条线党员整合在了一起。

　　整合中，对缺乏正确政治认识、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进行了清理。例如有一个人在谈个人解放后的打算时，说自己要回老家分田地、产业，也像地主老财一样，弄个背梆梆枪的跟班保护自己。因而支部对该人不予党员认定，不再联系。还有一个人，因被发现到文星场买卖烟土，于是予以除名，不再联系。又如刘×贵，因为周子成有一次向他布置远行任务，他以新婚不久为由而拒绝。周子成从此不再和他联系，支部整合也不予党员认定。

　　杜兆田入党时候填写入党志愿书用的假名“荻世杰”，支部整合时重新以真名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介绍人除朱云祥外增加徐荣会为两人，补办了入党手续，仍为预备党员。朱云祥结婚后住家也安在二电厂南边的家属区，和杜兆田家住得较近。１９４９年夏末秋初，朱云祥和杜兆田二人的妻子先后都生了儿子。杜兆田的三儿子杜继金生下来缺奶，朱云祥就叫抱去吃他妻子的奶；朱杜二人工友加战友，再加儿子吃了干娘的奶，真是亲而又亲。

　　天府煤矿地下党组织经过整合成立党支部之后的又一个晚上，全体党员到离水岚垭车站两里路的铁路边已故地下党员王占云的坟边，过了一次组织生活。韩向全体党员宣布了工作原则，布置了今后任务。要求每一个党员要有“一个技术，三个朋友”，在一个单位站住脚；关心工人弟兄的生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发展工人运动；要做社会调查，调查国民党在天府煤矿统治骨干份子的罪恶。关于遵守地下工作纪律，韩述志对杜兆田说：“你只认朱云祥一个人，有事和他一人说（仍单线联系）” 。

　　临近重庆解放，党支部又给党员同志们新增了一条任务，就是发动工人兄弟护矿护厂，防止国民党特务可能对煤矿设备设施的破坏。为了执行好这一任务，支部给部分党员佩发了手枪。韩述志和在峰厂活动的徐荣会、朱云祥、杜兆田都佩发一支；韩和徐佩的是左轮手枪，朱和杜佩的是驳壳枪。徐荣会的左轮手枪撞针坏了，由杜兆田手工制作了一根新撞针修复，在水泵房旁水沟里试射成功。韩述志和徐荣会非常信任杜兆田，特别看好杜兆田所住的二电厂工人家属小院环境，于是把这里当成了活动点。韩、周、徐三名支委以及朱、杜二人，经常在此研究工作和秘密活动。

　　当解放军进攻重庆的隆隆炮声传来，北碚后丰岩刘家槽的矿山沟里已经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了。天府煤矿过去的一些一些上层人物，焦急起来，忧心忡忡。恐惧打仗的人们担心矿山变成战场，害怕炮弹不长眼睛，落到自己住的房顶上。笔者父亲后来在给孩子们回忆那些天情况时候，曾经笑话家属院里第一家张×兴。张是二电厂的工人领班，晚上都不敢住在家里，带着金银细软躲进了厂里废弃锅炉房的锅炉边；那里比军队的碉堡都坚固而安全。但是那些天，天府煤矿地下党的同志们可是异常的兴奋，活动频繁；党员们纷纷在矿区秘密的撒放传单。传单向穷苦的工人弟兄姐妹宣传，就要解放啦！同时警告矿当局，不准破坏矿山设施设备，要和全矿工人们一起迎接解放军，做好准备和安排。

　　一天晚饭后，杜兆田又准备去散发传单，半路遇上矿长差员把他叫到了矿招待所办公室问话。矿长拿出一张传单问杜兆田是不是他散发的。杜兆田说现在矿里到处都拣得到，并从屁股荷包里摸出一张说自己也拣得有。矿长还问了杜兆田一些试探性的话。例如：为了防止成都那边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矿长派人把机电厂外的三个大水塘扔进树枝和草，以免反光被发现；买沙装袋，垒放发电机边以防炮弹。还有，为了不使败退路过的国民党军队扰民，矿长派人在矿区沿途搭灶，煮稀饭供应，使其尽快过境；如传单所说就是保护矿山。

　　杜兆田表示，矿长考虑矿上的事，自己在井口上班，只考虑做工人的活儿。矿长甚至表白似的说：重庆有特务到矿上来，我好吃好喝招待，告诉说矿上没有事，把他们打发走了，做的对不对？杜兆田回答：我是工人，对这些不懂。矿长姓杜，叫杜中梁，和气的对杜兆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喔” 。杜兆田说：“是，我也姓杜”。

　　问话、摆谈，一直到夜里两点。笔者母亲久父亲等不回，哭着找到了矿招待所；矿长这才放父亲回家。回到家，杜兆田马上去朱云祥家向支部做了汇报。这事直到煤矿军管以后，杜中梁继续任矿长，才弄明白他对杜兆田说“我们也是一家人”的真实含义；他竟然也是地下党，只是他的上级关系不是一条线的。杜兆田到渝蓉参观团，见到了从成都四川省煤管局来的参观团成员王立芬；王立芬原是天府煤矿机电厂的总工程师，杜兆田早就认识，以前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下旬一天，天府地下党员二十多人集中后丰岩峰井碉楼上开会，由徐荣会向大家布置保矿护厂任务，迎接解放，配合解放军接管天府煤矿的工作。１２月２日，北碚解放。１２月３日，周子成和邓克勤（周的妻弟），还有杜兆田三人去北碚，会同已在北碚的韩述志已及北碚地下党书记喻晓晴，向解放军汇报天府煤矿情况，正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４日，５日两天，天府煤矿召开庆祝解放职工大会，举行了隆重的群众游行。翻身解放了啊！杜兆田在大会台上、在游行队伍里，劲力挥动手臂、带头领呼口号，喊得声嘶力竭；一天下来，累的疲惫不堪。但是这样出头露面、领着众人狂欢喜庆，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心里说不出的自豪和高兴！

　　１２月１７日，徐荣会和杜兆田去北碚，和在北碚的喻晓晴、韩述志、周子成等人一起，参加了北碚解放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会师会”。会场上穿军装的战士和不穿军装的斗士互相握手拥抱，场面热烈动人，杜兆田是这样回忆的：

　　“这个会人不多，只有三十来个人，是在民众会堂对门那条街右边南兰庄开的。王公杰、张种玉、林虎和我坐的一个沙发。会议开始，主持人说：“现在开会了。今天是拿枪杆子的战士和不拿枪杆子的斗士开会师会，也就是军人和地下党员会师。……今后你们可以大胆工作了，但是还要注意安全保卫……。”

　　此次会师后，天府煤矿的接收军管和生产运营工作迅速展开。军代表（主任）武毅是从部队派来的旅长，原地下党组织的党员都做了安排并且大胆的开始了工作。原支部委员周子成调北碚筹备成立工会；徐云会任宣传部长。前已提到，杜兆田担任了峰厂（军管改为一井）机电股长、机电区长。派他去渝蓉参观团，目的很清楚，就是党组织的信任、培养，要通过参观学习提高他的工作能力。

　　从渝蓉参观团回矿、党支部正式公布地下党员名单后，有一天徐云会找杜兆田谈话，说支部研究打算要他任矿保卫科长。杜兆田一听心里就发毛了，说自己文化低不想去。向徐表示，自己的特长就是熟悉机电技术，热爱和钻研机电技术，全矿几个井口的很多机电设备都亲自安装过，工友们都很熟，能支持。听了杜兆田的虚心推辞，徐云会就去找朱云祥谈，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就任了保卫科长。可是过没有好久，徐云会又找杜兆田谈，说支部研究安排他去基本建设科任科长，他只好服从。干了不久，又安排他到市党校学习，使他倍感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

　　重庆市委党校小组结业照 前排右１杜兆田 请注意：他穿的格子春秋衫就是渝蓉参观团在上海时买的

　　从党校学习回矿以后，考虑到他的特长和请求，组织上还是把他调回了井口，任一井机电副井长。不仅杜兆田被培养提升，不少表现进步的工友也被培养吸收入党、提拔，成为种子似的生产技术骨干，受到了重用。其中也包括杜兆田在水泵房上班时候的几伟“换贴弟兄”。如：李海泉调机电厂任总技师；焦秉善调三井（笋厂）任机电井长，后又调中梁山煤矿管机电技术工作，在中梁山矿务局总工程师任上退休，长寿近百岁。李兴宝、张宝国、李玉堂、白连起等，均作为种子煤矿的机电技术师傅调四川省煤管局安装队，以及省管的宜宾芙蓉煤矿、威远煤矿等单位。李凤庭则调入北京某科研单位。这些工友有的一直到人生最后都保持了联系。

　　杜兆田在天府煤矿地下党的几位领导，解放后相继提拔调离了天府煤矿。其中，韩述志调去四川省委工作，１９７５年前后去世；消息传到天府煤矿，由杜兆田代表仍在天府煤矿的地下党员战友们发去了唁电。周子成解放后即调北碚及重庆工筹会，筹备成立市总工会；退休前是重庆市机械局局长。徐云会曾经调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工作，后又调回重庆任重庆煤管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文革期间徐云会靠边站，有一次被造反派拉去解放碑批斗，上台念批判稿的人念了半天不知所云，台下的看客们纷纷离去，最后连批判他的造反派也走了，留他站那儿晒太阳；没人管了，他就慢条斯理回家去休息，一场批斗如同儿戏，很是搞笑。

　　杜兆田入党介绍人朱云祥却是晚节不保；从天府煤矿保卫科长任上调芙蓉矿务局任领导职务，后来却腐化堕落而被判刑。出狱后大约１９８０年前后吧，再犯坏事而上吊自尽。杜兆田得知此人如此结果很是叹息；回忆说，朱解放后地位一变思想也发生变化了。回想起来，有一件事就看出了问题：渝蓉参观团在上海时，杜兆田得了一顶“前进帽”礼物，回矿戴着很是风光；朱云祥把玩之后说“这帽子本来应该姓朱”。杜兆田以为他的意思是支部原本要安排朱去渝蓉参观团的，这样的话帽子就是姓朱的。后来想想，朱是想要帽子归他之意。可能是没有以帽相送吧，朱当保卫科长以后就渐渐和杜疏远了。朱云祥调宜宾芙蓉矿务局以后，就和杜兆田断了联系。

　　这里还要提及一位杜兆田在渝蓉参观团期间结识的朋友，也是来自工厂的工人团员龚定柱；两人十分要好，一直有所联系。１９８０年前后，龚定柱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这时候杜兆田已经退休，特地去重庆市总工会去拜访过一次龚定柱。渝蓉参观团的其他团员，回渝以后没有再见、联系。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这些渝蓉参观团团员，都是党为执政新中国而着意培养的各行业干部，他们回到各自单位，担任的领导职务都不会比杜兆田低。

　　杜兆田在机电副井长任上，为提高效率、减轻推煤车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出创新性的合理化建议，并现场指导、亲自参加安装劳动，在一井建成了一套“无极绳绞车”系统。使原煤斗车装运从井下起点到筛煤翻笼终点的全程，实现了电力拖动。系统建成后推煤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起点把斗车夹卡上钢丝绳，到终点解卡、把斗车推入翻笼、将煤翻倒进下方煤仓或电筛；减轻了大部分推车的体力劳动。这一项技术革新，杜兆田认为是自己从事矿山机电技术工作的最为得意之笔。

　　大跃进期间，杜兆田被调到新建的磨心坡井，负责在该井新建一个洗选、炼焦厂。磨心坡井离家１０多里，中间还要翻“九道拐”陡峭山坡；杜兆田干脆就长时间的住在了磨心坡井工人集体宿舍。从洗选楼厂房修建，设备安装，到试车成功，都亲临现场，和工友们同甘共苦。

　　工程完成后，他又担任该焦厂厂长数年。其间正遇“三年自然灾害”，干部粮食定量低于工人，吃大伙食团，杜兆田饿得体虚、瘦弱，却坚持不搞特殊。但是在此艰难的岁月里，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让他遭到了好长时间的憋屈和难受。

　　有一天，矿党委书记张×武带了几个随员来到了焦厂视察工作。中午在焦厂伙食团吃饭，杜兆田叫伙食团照收了张书记及随员的粮票。张书记当时没有说啥，而过后的一些日子里，却忘不了打击报复，没少给杜兆田穿小鞋。这位张书记是煤矿军管时候驻扎后丰岩一个解放军连队的指导员。这个连队改公安兵时候在天府煤矿叫做经济保卫队，简称“经保队”。“经保队”后来集体转业天府煤矿；张×武当上了矿党委书记，后来升职去了四川省煤管局。改革开放，张×武遇到了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已经是省煤管局宣传部长的他却晚节不保，成了省煤管局第一个倒台的贪官。

　　从北京定福庄煤炭部干校回矿后，杜兆田被调到矿机电厂；矿党委准备让他接任厂长。不巧的是，任职文件还在讨论草拟，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闹夺权了。没有领导头衔的杜兆田算不上“走资派”，但是仍然被造反派当成“保皇派”进行批斗；然后被弄进水管安装队“劳动改造”。

　　这个水管安装队是临时特别组织的，要完成从嘉陵江提水翻山向后丰岩输水的大工程。安装队的工人师傅们都很尊重杜兆田，告诉他说：你不要只劳动，具体活路怎么搞，我们还是得听你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文革中整党搞“吐故纳新”，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竟然说：“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一下子杜兆田被“挂起来”了。欲哭无泪啊！他怒问：“如果牺牲在渣滓洞的周兴民（周志钦）不是好人、叛变了，天府煤矿我们这些人还能活到今天吗？”。虽然终于没有被“吐故”，天府煤矿的原地下党员中，杜兆田却是最后一个被恢复组织生活的。

　　终于憋屈到了１９７２年，杜兆田５５岁，按照满满的长年井下工龄提前退休，离开了他最为钟情的机电技师岗位。１９８３年，按照政策，杜兆田的退休职工身份改为改离休干部身份，得到了应有的待遇。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一天下午，杜兆田在天府矿务局离退休干部住宅楼边和老友们聊天时突发脑梗倒地。被急送矿务局医院救治；昏迷５天后苏醒，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１９９６年夏天，杜兆田再次脑梗瘫痪，卧床不起，于１２月２０日去世。矿务局机厂党政领导举行追悼会并致悼词，送别了这位把一生奉献给了煤矿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