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了新的、最后的战场——库尔兰。三年半的时间里，第132步兵师一直在东线与敌人作战，几乎没有获得过任何喘息之机。这条最后的战线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最终抗击铺天盖地而来的敌军的一个地理位置，也是我们作战行动最后的高潮。遥远的国土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陷入火焰和死亡时，“库尔兰”集团军群麾下的各个师继续坚守着阵地，尽管遍体的鳞伤已使其越来越虚弱。

　　弹药严重短缺。各个炮兵连每天只配发两份有限的炮弹，机枪只允许以半自动模式开火射击，只有在击退敌军进攻的必要情况下，才能将整条弹链射光。最新式的突击步枪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研制完成并配发给部队的，它所使用的短药筒子弹耗尽后，这种武器便成了废铁。士兵们经常依靠自己小心隐藏起来的弹药存量来应对那些突发事件。这种伎俩不仅仅体现在弹药上，还包括汽油和食物。足智多谋的司机们经常存有一些油罐，以备不时之需。一些额外的大麦或干大黄总是会为马匹们留好。由于我们的补给线经常中断，因而各个连队的运作有时候只能依靠士兵们各显神通。

　　依靠畜力的单位里，牲畜们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极为认真的对待，与士兵一样，所有报告都需要附上关于马匹状态的报表。但每支部队此刻都严重依赖的马匹已变得越来越少。马拉补给大车每天行进20公里赶赴前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这一过程中，他们被迫在炮火下隐蔽，还要 躲避敌战斗机中队的对地扫射。

　　最后几个月里，库尔兰包围圈里的士兵们很少能获得肉食，于是，许多被弹片炸伤的马匹交给厨师宰杀，以充当食物。这些绝望的措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厨师们试着用洋葱烤马肝。炖马肉作为一道深受欢迎的菜肴添加到我们微薄、单调的伙食中。1945年1月初，由于作战英勇，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休假，连里发给我一大块烟熏马肉，作为回家途中的食物，这块肉呈暗红色，硬邦邦、甜丝丝的，但不管怎样，我吃得津津有味。

　　从里加疏散后，我们再次获得了享受新鲜香肠的机会，这些香肠是从拉脱维亚首都的一座仓库里抢救出来的。挤上德国国防军的卡车和马车，赶往新防线的途中，我们品尝着坚硬的香肠，并把各自的面包袋塞得满满当当。为了不让前进中的苏联军队有所收获，所有食物，甚至包括一间杜松子酒厂里的所有存酒都被我们带走。

　　我们已在路上行进了数日；这场后撤在夜间进行，天亮前我们便挖掘阵地以阻挡敌人对我们敞开的身后发起突然袭击——正向波罗的海全力推进的敌军很可能会这样做。在我们这支后撤大军的前方，道路上挤满了逃离苏军的难民，牛车和农用大车、妇女、儿童和老人们带着痛苦和悲伤，从湿透的道路上走过。

　　我们团在弗劳恩堡西南方，立陶宛的土地上进入新防线连占据了皮克利艾镇，镇中心威严地伫立着一座古老的木制教堂，100米外还有一座较小的木教堂，至少也有两百年历史。准备构设阵地，并将小教堂后的一座圆木建筑作为我们的通讯中心时，我对其进 行了查看。这座建筑并不壮观，但厚木板结构非常结实，几个小房间可以作为行政办公区。我还发现了一个与通讯室相邻的房间，面积约为12平方米，一扇小窗户提供了光线照明，窗对面粗糙的墙壁上挂着一幅17世纪的圣母像，镶嵌在一个陈旧的木框里。圣母像旁边，一张硕大、古老的木床占据了房间的一端，床上铺着破旧但却舒适的床垫。除了圣母像和床铺，屋内所有的家具都已被原先的主人带走。透过敞开的窗户，一股微风扑面而来，破碎的窗玻璃散落在窗棋下的地板上。

　　我将身上的冲锋枪解下，挂在圣母像下方伸出的一个钩子上，穿着军装倒在床上稍事休息，享受着这份已不太习惯的奢侈，士兵们忙着挖掘、加强阵地时所发出的声响从远处隐约传来。在昏暗的光线下，我凝视着天花板，回想着前几天所执行的后撤和后卫掩护行动，很快便睡着了。

　　暮色降临在皮克利艾镇附近的居民区时，我醒了过来，夕阳洒下微弱的金色光芒，透过孤零零的窗户进入房间。我从舒适的床垫上坐起， 隐约听见屋内传出迅速但又安静的脚步声。突然，几枚手榴弹投向这座圆木建筑所发出的爆炸声将我惊醒，昏暗的光线下，我挣扎着爬起身向前冲去，拼命寻找着我那支MP-40冲锋枪。就在这时，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一个身穿卡其色军装、头戴钢盔的身影出现在窗口，一根满是散热孔的苏制冲锋枪枪管伸入窗口，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声，枪口喷吐出的刺眼火焰充斥了这个小小的房间。子弹击中了墙壁，我趴在地上拼命爬动，一把抓住挂在我上方的武器。我的目光盯着窗户，闪烁的枪管后，苏军步兵所戴的圆形钢盔清晰可见，枪管下，圆形的弹鼓也看得一清二 楚。就在我拼命试图抓过自己的武器时，苏制冲锋枪射出的子弹不停地击中我上方的墙壁，小小的房间里满是硝烟、无烟火药味、铜弹壳和碎木片。

　　我握住MP-40,本能地翻过身来，对准敌冲锋枪枪口的闪烁处开火了。我一边祈祷不要有手榴弹投入房间里来，一边扣动扳机，将整整一个弹匣的子弹射向窗口。没用几秒钟，子弹便打光了，从皮带上抽出另一个弹厘时，我才意识到，寂静已降临在房间里。硝烟和尘埃在微光中慢慢地落下，我听见远处传来自动武器急速的射击声以及手榴弹零星的爆炸声，伴随着德军士兵的喊叫，他们正在阵地上抵御着苏军的入侵。卸掉空弹匣，重新装上一个满弹匣后，我爬到窗口，透过破碎的窗根朝村内张望。

　　那名朝我房间里射击的敌军士兵已消失不见，他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几十枚7.62毫米的弹壳，洒落在窗前的地上以及屋内的地板上。我惊魂未定地查看了我们的阵地，欣慰地获悉，我方没有遭受任何伤亡，俄国人则丢下两名死者和数名伤员。我回到那座圆木建筑，打算放弃这个看 似诱人的住处，它差一点成为死亡陷阱。检查这间住处时，我发现那幅圣母像被敌人的冲锋枪子弹击中，木框被打得粉碎。显然，那名苏军士兵从窗前匆匆经过时，正看见我从床上坐起，仓促间，他本能地将冲锋枪枪管伸入窗户，对着微弱光线下所看见的第一个身影扣动了扳机。在这关键性时刻，那幅圣母像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在这个近得致命的距离内，他的火力集中到那幅画像上。正因为如此，我才得到了重要的几秒钟，拿起武器保卫了自己。

　　数天后，村子遭到炮火的猛烈轰击，建筑物起火燃烧，我把那幅千疮百孔的圣母像从墙上摘下，去掉破裂的相框，决心不让这张救了我性命的圣母像再遭到破坏。后来，我又将这幅画摊开，仔细检査这张数世纪前的油画所受的损坏，才发现，尽管子弹在近距离内射中了它，但没有一发子弹击中圣母的面孔和身体。数发子弹射穿了画像的背景区域，但圣母的面容毫发无损。我一直把这幅油画带在身边，直到最后一次回国休假，我把她留给家人保管，以此作为一个提醒，无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我可能都会受到保佑。

　　两个世纪前，皮克利艾镇的牧师为传播德国文化来到立陶宛，在这座粗陋的建筑中，我发现了一些十七八世纪的灵修书籍，还有一份冗长的、描写化学艺术的手稿，名为“一切知识的起源”，由约翰•卡斯帕•艾伦瑞德尔博士撰写，1723年印刷于汉堡。利用防区内短暂的平静时刻，我在夜间借着烛光阅读了这部手稿。蜡烛是用本地出产的纯蜂蜡制成，燃烧时发出一种令人愉快的香味。我们后来将蜡烛和美丽的枝状大烛台转移到地窖中，希望这些艺术品能在必将到来的苏军炮弹所引发的大火中幸免于难。

　　一天晚上，一名德军士兵坐在古老的管风琴前（这东西需要两个人鼓动巨大的皮革风箱），弹奏了一首合唱曲和《玛利亚之歌》，就连位于阵地最前沿的人都能听见。整场“音乐会”期间，交战双方都未发一弹。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座小教堂没有挨炮弹，苏军炮手们似乎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尊重美丽的宗教目标。但最终，这座教堂还是沦为那些看不见的大炮的猎物，很快便被火焰所吞噬。

　　就在当天，一位平民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带着巨大的痛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教堂的牧师。我们把为安全起见而转移到地窖中的祭杯、烛台、床上用品以及其他一些具有经济和精神价值的物品交还给他时，他欣喜不已，并为这些对他和他的教会来说至关重要的物品物归原主而倍感欣慰。后来，这位牧师多次穿越炮火，把他所能带的东西转移到安全处。

　　镇里的居民知道苏军会发起进攻，这座镇子肯定会落入他们手中，于是，纷纷躲入到周围的森林。牧师请我们陪同这些居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在此之前，他为我们做了祈福。鉴于我们极不确定、极度不祥的状况，我们非常感激能从他那里获得祝福。

　　第一次库尔兰战役期间，除了遭到敌军一个连的进攻及断断续续的炮击外，我们的防区保持着不祥的平静。直到10月中旬，苏军坦克才出现在梅梅尔北部的帕兰加附近，我们再次得到了残酷的提醒：通往祖国的生命线已被切断。部队中充斥着各种可疑的、来源未经过证实的传言和消息：“我们将向南突围，作为一个移动的包围圈返回我们的主防线……我们将作为一支充当杠杆的力量，对苏军侧翼发起打击，将他们逐出东普鲁士……我们将把苏军赶出德意志帝国的边境，从而使中欧免遭苏联的主宰和奴役。”

　　实际上，10月底时，位于利耶帕亚南部的一些德军部队就已构思过一个突出包围圈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尚未付诸实施，苏军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各个幸存的单位不得不认为自己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并继续在既设阵地中坚守下去。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下达命令，禁止使用“库尔兰包围圈”这个词。甚至有传言说（尽管据我所知从未执行过），如果有谁不小心说出我们在“包围圈”中的形势已毫无希望的话，他就会被判处死刑。自从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覆没以来。“包围圈”这个词带有一种即将到来、不可避免的灾难的不祥含义。可是，随着这道命令的下达，就连我们当中最乐观的人——那些仍坚信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人，也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形势已毫无希望。尽管如此，这些库尔兰战士的斗志以及抗击苏军的意志丝毫没有发生改变。

　　“库尔兰桥头堡”这个词成了被困部队的正式名称。从战略角度看，一座桥头堡被视为发起攻势的出发点。使用这个词的目的是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阵地日后将作为一个桥头堡，从这里发起一场攻势，以解救东普鲁士，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坚守正日益萎缩的阵地。

　　当年10月，一些部队准备离开库尔兰，乘船赶往东普鲁士前线；但这个计划随后又被取消了，因为几个实力严重受损的师，再加上寥寥无几的坦克，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发起一场攻势。因此，身陷库尔兰的部队注定要留在阵地中，并依据“奋战到最后一颗子弹”的原则行事。

　　战壕中士兵们的勇气和决心根本无法归功于佩戴着金质党章的大将先生。这些品质，包括抵抗意志和牺牲精神，已在过去三年半的战争中，我们师在俄国南部和北部战场所经历的那些战斗中被灌输给士兵们。就这些品质而言，我们不需要一位政治官员的指导。

　　我们将自己在库尔兰半岛作战的真正意义视为：保卫欧洲文明。我们相信，我们坚守在苏军的北翼，能够阻止苏军坦克深深地插入欧洲的腹地。也许，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即将到来，它完全依赖于我们抵御苏军直至最后一刻的意志。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西方政客已对席卷东欧和中欧的悲剧闭上了双眼。西方国家的军队停步不前，停止作战行动时，共产主义侵入到整个欧洲文明中。枪炮声早已平息，库尔兰的生还者在被高高的岗楼和铁丝网所环绕的苏联战俘营内慢慢死去。

　　元首大本营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竭力试图说服希特勒，撤出库尔兰守军，用这些部队来保卫柏林。多年来，苏联宣传部门用大量投撒于我们防线上的传单明确表示，苏军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柏林，现在，他们的传单上印制着苏军士兵挥舞着旗帜，在坦克的伴随下冲向勃兰登堡门的场面，这就使得他们的目的更加明显。

　　希特勒没有面对现实并遵循战略需要，而是坚持他的命令：坚守库尔兰的每一寸土地。舍尔纳大将发誓，沿着1944年10月的前线坚守防线根本无法做到。尽管德国海军准备了详细的计划,以便疏散库尔兰的德国军队，但希特勒坚持认为，库尔兰阵地是将来发起一场攻势所必需的。他发现舍尔纳这位将领会屈从于自己的每一个要求，并承诺能创造奇迹。古德里安和其他高级将领的专业意见则被他否决。通常，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发作，希特勒会再次用那些早已在俄国广袤土地上被歼灭的部队来策划一个个不切实际的反攻计划。尽管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机群 已将德国的工业夷为平地，但希特勒仍承诺，新式的神奇武器将引领作战计划和战略决策的进程。1944年12月，阿登攻势止步不前，对所有现实主义者来说，迫在眉睫的灾难已指日可待。

　　就这样，“北方”集团军群（现在已更名为“库尔兰”集团军群）麾下的第132步兵师，在“最后的战线”上坚守着最后的阵地。近7个月的时间里，师里的各个团在波罗的海沿岸克服着兵力和物资上的巨大困难。我们下定决心，决不投降，库尔兰地区的部队肩负着一种不祥的荣誉：他们是德国国防军里唯一一支未在战斗中被击败的作战部队。

　　1944年11月，库尔兰“最后的战线公里的波罗的海沿岸向东延伸，绕过马热伊基艾后再次转向图库姆斯北部，直抵里加湾的波罗的海地区。我们师所处的位置非常类似于第18集团军麾下各部在列宁格勒战役期间面对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军试图到达 位于利耶帕亚的德军补给通道，从而将包围圈一切为二。整个前线年底起，我们师一直据守在弗劳恩堡东南方，防线日，我们师占据了文塔河上的阵地，几天内，这些阵地得到了几个连的加强。尽管获得了一些增援单位，但11月19日的形势变得极为严峻，我们被要求守卫一段长达11公里的防线米的防线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从第437团第2营获知，舍尔纳大将即将到这里来。这位担心不已的集团军群司令将视察我们的阵地，并听取我们的情况简报。舍尔纳注重通讯的细节问题，并以此而出名，同样广为人知的是，一旦被他发现他不喜欢的东西，训斥、撤职这些惩罚就将接踵而至。他会心血来潮地做出降职或提升的决定，有传言说，他的司机在指挥车上放着三套军装，通常情况下，这位司机在天亮时是一名中士，但很快便会因为一些小小的违规或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降为列兵，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又被重新提升为军士。每次对前线的视察都伴随着威 胁，而那些在后方地区服役的人则会受到立即调至最前线的惩罚。

　　山地兵上将迪特尔，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位职业军官，他曾说过，舍尔纳更适合担任一名战地宪兵中士（这些宪兵被我们称为“链狗”），而不是一名将军。这个观点在士兵们当中广为传播，他们的感觉甚至比指挥官们更加敏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位对前线士兵毫不理解、无情地驱使成千上万名将士死守根本无法守住的阵地的舍尔纳将军，战争结束时，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座小屋中被美国军队抓获，德国投降后，他逃到那里，试图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被捕时，他穿着传统的巴伐利亚山区居民的服装，那是他用军装和金质党章换来的。可就在几周前，无数士兵因为类似的怯懦行径而被他处以死刑。

　　舍尔纳大将确实对我们的阵地进行了视察。黄昏时，他乘坐的桶式车赶到了，车上挂着战地指挥官的方格图案三角旗。我按照预定的方式迎接了他，他走过来时，我举手敬礼。他粗暴、毫无人情味地回了礼，没有跟我握手。我立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专门来找茬的。

　　为迎接他的视察，我让部队做了认真的准备。掩体入口处布置了两名哨兵，一丝不苟地穿着全套作战服，按规定戴着钢盔，端着步枪。通讯中士施特尼策亲自守在办公桌前，以确保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通讯兵事先已多次检查和测试过他们的设备，与炮兵联络指挥部和前进观测员的联系都很顺畅。

　　将军要求对我们防区的状况作一个简报，我事先已对此作了准备。于是便按照自己的判断，坦率而又诚实地向他作了介绍。每天都有一个苏军的观测气球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我们多次提出要求，但没有德国飞机赶来破坏敌人的观察行为，因此，苏军炮兵可以随心所欲地轰击他们所选定的任何目标。另外，我们相信，文塔河上的许多阵地一直处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这是敌人准备发起一场坦克突击的前奏，我们认为这场进攻将在未来的几天内发起。据守防区的部队太少，整条防线上，我们的防御太过薄弱。我们还缺乏重型武器，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反坦克 武器，提供给我们的42型地雷无法使用，因为缺乏必要的雷管。

　　从一名下级军官那里得到这样一份负面报告，受人尊敬的大将先生显然并不太高兴。他突然转身离去，给我们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他不太满意。后来有传闻说，视察了后方阵地后，他与朔茨基的炮兵营分享了几瓶酒，并对前线步兵单位的态度提出抱怨。他的指挥能力肯定没能唤起我的信任或信心，只是确认了早已听说过的、他那独特的指挥风格。他没对任何人说上哪怕是一句鼓励性话语，无论是对我还是对那些扛着武器为他守卫阵地的人。我已习惯了不同类型的德国将军。另外，他还嘲笑了我对形势的评估，并对我预测的坦克突击提出指责，他的结论是，如果这样一场攻势确实发生的话，那一定会向西而去，直奔利耶帕亚。

　　“伟大的战略家”说错了。11月20日，苏军炮兵对我们的阵地以及左侧友邻团发起猛烈炮击，随后，大批苏军坦克涌过文塔河。在这场被称作“第二次库尔兰战役”的攻势中，苏军在数个地段撕开了德军防御，包括我们师据守的防线。几天后，从各个单位调来的援兵才将敌人的攻势遏制在弗劳恩堡附近。

　　与战争初期我们庞大的装甲突击相类似，苏军的标准战术是沿着一条战线，在各个不同位置上发起进攻，无论在何处达成突破，各种额外资源都将集中到那里，以获得一个桥头堡，然后，所有可用部队都将穿过那里的缺口向前推进。他们有时候会发起一场佯攻，待守军的预备队被调离后，他们便在另一个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以期达成突破。为控制形势，经常需要将整个师在数小时内投入到突破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薄弱地点。秋天的雨季期间，由于恶劣的道路状况，这一点很难做到，沉重的车辆、无数人员和马匹的践踏，道路和阵地已沦为一片泥沼。

　　第二次库尔兰战役期间，我们的部队成功地阻挡住苏军的突击；但降雨接踵而至，所有行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整个前线地区沦为一片巨大的泥沼，就连俄国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机械化部队也不得不偃旗息鼓。

　　德军侦察部队报告，俄国人的坦克部队已向南后撤，目前集结于瓦伊诺德一皮克利艾附近。这标志着第二次库尔兰战役的结束。士兵们疲惫不堪。我们的防线主要由浅浅的泥坑构成，坑内满是积雪和冰块融化后形成的积水，德军士兵就在这些泥坑中轮流站岗执勤，以保持继续击退敌军的体力。尽管补给工作已尽到最大努力，但由于道路无法通行、炮击不停破坏以及突然出现在空中的敌机无情的扫射，已变得断断续续。由于缺乏营养.马匹经常会瘫倒在地。对蜷缩在工事中的德军士兵来说，热饭菜已成为一种罕见的奢侈品。

　　12月初，我震惊地获悉，自己被处以两周监禁。尽管我诚实而又准确地评估了我们所面临的态势，但舍尔纳大将显然对我的消极态度感到不满，结束对阵地的视察后，他做出了这一惩戒。也有可能是他对我的斯瓦本方言感到不满，这种方言告诉他我来自符腾堡，而符腾堡则让他想起著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隆美尔的名望和声誉大概令他感到嫉妒和憎恶。师长瓦格纳将军赶到营部，亲自告诉我即将到来的惩罚。这位专业而又负责的将军还告诉我，那份负面报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我在军队中服役的真实反映，他对自己奉命执行这道命令感到极不情愿。另外，他还指出，我拥有多年作战经验，这些经验是后方其他地区急需的。

　　我随后向团里的作战军官德尚少校报到，他告诉我，修建营和其他一些单位已集中到包围圈的腹地，趁着战斗间隙在后方区域着手修建防御阵地非常必要。过去的经历证明，发生突破后，诸如炮兵部队这些驻扎在后方的单位已成为阻止敌人渗透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因此，我被派去执行这个计划，负责构设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这些防线中包括深深的、相互连接的防坦克壕、区域防御战壕、炮位以及环环相扣的掩体工事体系，这些工事在阵地间延伸达1000米。

　　在我们的后方纵深处有一道后卫阵地防御网，一旦收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被困在库尔兰的德军部队便能实施最终的疏散。在德军士兵们看来，这很简单：“挖战壕好过挖坟墓。”由于获得了一台推土机，我的工作大为加强，这台机器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一条0.8米深、500米长的战壕。

　　白天，我们忙着研究和制订修建额外防御阵地的计划；夜里，没有了敌战斗轰炸机的威胁，我们便着手挖掘阵地，趁着敌人发起大规模攻势，穿过我们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前，我们构设了长达数英里的掩体和工事。

　　12月中旬，我们的工作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所打断。地面被冻得硬如坚石，泥泞的道路再次畅通无阻，一种可怕的预期席卷了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位于最前沿的连队和炮兵观测员报告说，敌人的防线上已传来车辆行进的轰鸣声。一连几晚，敌坦克履带发出的叮当声清晰可辨，我们的炮兵无力对临时目标展开炮击，因为弹药短缺，已经实施了严格的配给制。

　　一队队机身和机翼上漆着红色五角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随意地从我们上方飞过。12月这些晴朗、霜冻的日子里，它们每天出来巡弋，没有遭受任何惩罚，这些飞机赶去轰炸利耶帕亚和文茨皮尔斯港，试图摧毁我们脆弱的生命线。德军高射炮部队和集团军群所剩无几的战斗机英勇地对抗着大批敌机。我们的几个战斗机中队由航空兵上将普夫鲁格拜尔指挥，光是12月15日和16日，他们就在库尔兰半岛上空击落了25架苏军飞机。

　　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完成构设防御阵地的任务，第438团的军医官施利普博士邀请我住到他那所拉脱维亚农舍里。两名妇女和一位老人仍住在这里，其中一位较年轻的女人是女儿，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问及他们为何没有逃至后方更远处以策安全时，他们回答道：“逃到哪里去呢？那里没有我们的家，只有大海。”

　　他们为我们加热了浴室，还炸了土豆，那位老人则在附近的一所小木屋里劈柴，他曾见过一只燕子将巢筑在一块木板上，从那以后，他便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他曾说过：“现在，我们拉脱维亚人的土地上有狗……但很快我们就不得不把狼当作朋友。”

　　我们给医生起了个“波尔蒂”的绰号，他每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通常在夜幕的掩护下，铺着稻草的马车将大批伤员送到他那里。这些伤员包扎着脏兮兮、满是血迹的绷带，一个个胡子拉磧、虚弱不堪、浑身脏透、不抱任何希望或丝毫乐观主义。“波尔蒂”照料着这些伤员，在一面不见得能起到保护作用的红十字旗下，他为这些伤员治疗伤势、更换绷带、注射止痛针、缝合撕裂的伤口、用夹板固定断裂的骨头。重伤员会被雪橇送往位于后方几公里处的师救护站，在那里接受手术治疗。这些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医生和医护兵佩戴着镶有墨丘利节杖标志的肩章，口袋里放着手术刀），日后被囚禁在俄国的那段岁月里，他们多次证明了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

　　“波尔蒂”和我在他的木屋里进行过许多次深刻的交流。深更半夜，结束了修建工事的任务后，我会坐到壁炉旁，凑近温暧的火焰。闪烁的火光下，他和他的医务助理坐在我身边，为我平安归来干上一杯。这里有一种温暖和舒适，一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来自壁炉，也来自战友间的情谊。“波尔蒂”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医生，一头黑发，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我经常把他想象为罗马或高卢军团士兵的后裔，他们曾占领过卡斯特尔-美因茨地区，波尔蒂的家乡就在那里。我们时常谈论起自己的家，有时会问自己，我们是否还能再次站立在家乡的古建筑前，是否还能再次踏入美因茨幽暗的教堂进行祷告。

　　每次交谈时，未卜命运的幽灵总会笼罩着我们——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共产主义者获得了盟国强大工业能力的支持，面对他们势不可挡的攻击，库尔兰的德国军队会被歼灭吗？日后，我们的墓地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话语，就像斯大林格勒惨败后所说的那样，库尔兰集团军群“为国家和人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战斗至最后一颗子弹，抗击着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从而使新的防线得以建立，使保卫祖国成为可能”？那些最终被孤立、被遗弃在克里木半岛上（那是我们过去的战场）的德军士兵的命运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据说，船只和渡轮驶过大海赶往敖德 萨时，被留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守军打电话给离去的船只：“我们是国家的荣誉公民！”随后，他们列队走上了步入苏联战俘营的漫漫苦旅。

　　预期的苏军攻势到来的几天前，我们在团部附近修建起一座医救 体，从而使伤员们被送至一个安全地带加以照料。斯特迪尼的那座拉脱维亚农舍，“波尔蒂”和我曾在那里享受过暂时的舒适，后来被坦克炮火所毁。我们再没见过那几位居民，也不知道他们的最终命运。

　　一条坚固、畅通的道路穿过师里的一片防区，从潘帕利通往斯特迪尼，然后分成两股.一条道路朝西北方通向弗劳恩堡，另一条则通向利耶帕亚。苏军试图在这个岔路口取得突破，从而分割库尔兰的德国军队，并夺取利耶帕亚。

　　1944年12月21日清晨6点整，我们师的防区被笼罩在一片风暴中。地平线活跃起来，被无数门重炮炮口的闪烁照亮。经确认，光是第438掷弹兵团的防区便遭到800多门大炮的轰击，大口径火炮、火箭炮和迫击炮的致命组合朝我们的阵地投下一轮轮齐射。

　　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猛烈炮火雨点般地落在我们的阵地上。防线上的机枪阵地、工事、掩体和加强火力点都被笼罩在硝烟和尘埃中。地面震颤着、咆哮着、起伏着、摆动着。掩体坍塌，战壕被夷为平地。一连三个小时，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猛烈地袭击着地面，寻找着战斗阴影中我们最后的避身处。凶猛的炮火先是落在我们的前沿阵地，然后便席卷过斯特迪尼的高地，最后进入我们后方的林区，冲向我们的团部。树梢被撕裂，整棵树木被抛向半空，纷飞的弹片击中了我们加固的掩体，将我们彻底包围。每一分钟都显得漫长无比。

　　第一批伤员出现了，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大多没戴钢盔，军装上沾满血迹。而那些无法行走的伤员则被战友们用帐篷布抬着送往后方。 等待医护人员的治疗时，伤员们发出痛苦的惨叫，在地上疯狂地翻滚。

　　“波尔蒂”和他的几名助理忙得不可开交。我试着帮点忙，于是拿起一卷绷带为一名胸部负伤者进行包扎。一些仍保持着清醒的伤员报告说，俄国人已在邻近的左侧阵地达成突破，他们看见大批坦克，坦克上挤满了苏军步兵。

　　突然，落在我们这里的炮火转移了。远处，我们的左侧和右侧，异常猛烈的炮弹和火箭弹仍在不停地落下。我朝临时手术台旁的“波尔蒂”望去，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紧。他抬头朝我瞟了一眼，会意地点点头，一言未发，继续为伤员缝合伤口。我们这片地区的沉寂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我在过去的战斗中曾经历过。苏军的炮火已离开这片区域，目前正集中于我们的两侧。敌人的坦克部队肯定会试图冲过我们所占据的这条通道，直抵我军后方。

　　我丢下绷带巻，顺手抓起一支卡宾枪，朝医救掩体的门口冲去。在入口处，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听见引擎的轰鸣和履带式车辆刺耳的尖叫。俄国人的战斗轰炸机掠过树林，投下炸弹，并用机载机炮和机枪实施扫射。引擎的轰鸣越来越响，透过滚雷般的爆炸声，我清楚地分辨出，那是苏军的T-34坦克。从指挥部的废墟中，我看见几名德军士兵惊慌地从我们身边跑过，步枪挂在身侧。他们朝掩体跑去，然后一头扑倒在地，大口喘着气，尖声喊道：“坦克！坦克！”

　　我朝外冲去，结果被一棵大树断裂的树枝所绊倒，这棵大树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树干，直直地指向天空，炮弹在四处落下。靠近通信掩体时，我遇到了老朋友雷希少尉，他来自萨尔布吕肯，是一名牧师的儿子。就在这时，一发坦克炮弹炸开，弹片击中了他的腹部，他跪下了双膝，我赶紧抓住他，扶着他慢慢躺在地上。看着他那双垂死的双眼，一股强烈的怒火占据了我的全身,过去的战斗和其他人的阵亡很少激起我如此强烈的愤怒一一这是一种毫无理智的怒火，只能让人勉强分辨出敌人与战友间的区别，这种压倒一切的愤怒感无法被抑制，远远超出了任何勇气和恐惧勇气和恐惧是正常的情绪，却不存在于我们所进入的这片毁灭性泥沼。单纯、原始的复仇欲压倒了一切。

　　“报仇……报仇……”这种念头在我的脑中萦绕，“消灭那些进攻者，杀掉他们，杀掉那些杀害了我朋友的家伙。那么多战友已经阵亡，我干吗还活着？最好是现在就死，杀掉敌人总比等死要好。”

　　我跳起身，盲目地向前冲去，隐约感觉到雷希的两个战友跟着我一同往前跑去。靠近第14连连部时，我看见反坦克单位的几名士兵正忙着为近战准备“铁拳”。一些已准备好的反坦克武器靠在掩体入口处的墙壁上。

　　我抓起一根长长的灰绿色“铁拳”发射管，上面安装着一枚钝圆形火箭弹，穿过树林，朝着50步外的树林边缘跑去，坦克的轰鸣声正从那里传来。子弹在我四周嗖嗖作响，炮弹不停地在树梢处炸开，炽热的弹片四散飞溅，呼啸着钻入泥土中。

　　突然，我看见20米外一辆坦克长长的炮管正穿过灌木丛，这辆T-34缓慢而又稳定地向前驶来。我知道，敌人的坦克至少伴随着一个排的步兵为其提供支援，于是，我沿着原路返回，绕了个大圈子穿过树林，从隐蔽处逼近了这辆庞然大物。我跳入坦克旁的一片空地，伴随着急促的呼吸跪在断裂的树枝间，我清楚地看见30步外，坦克炮塔上的红五星旁漆着几个硕大的数字。

　　我迅速摘下“铁拳”的保险销，翻起穿了一排孔的瞄准器，屏住呼吸，徒劳地试图让自己跳动的脉搏平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喉咙里阵阵发紧，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瞄准目标上，用瞄准器对准了炮塔上镶着白边的红五星，以最后的意志力迫使自己保持冷静，稳稳地瞄准了目标，然后，缓慢而又稳定地按下了扳机。伴随着低沉的爆发声，一团火球从我身后发射管敞开的后膛窜入树林。火箭弹呼啸着向前飞去，用肉眼可以清晰地看见，它直接命中了坦克炮塔。弹头完美地爆炸开来，火焰和炽热的弹片在炮塔内四散飞溅。

　　一个又大又圆的舱盖随即被打开，一缕细细的烟雾从坦克内升起，接着便是一片沉寂。我紧紧地趴在地上，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第二辆苏军坦克，先前没有发现它，50步外的这辆坦克挂着倒挡，丢下被击毁的同伴，穿过树林向后逃去。它穿过林木线，驶入一片开阔地，那里匍匐着一个连的苏军步兵。就在我击毁那辆为首的坦克时，跟在我身边的两名反坦克连士兵干掉了这辆坦克。

　　从树林线的隐蔽处，我们三个用卡宾枪朝着200米外、匍匐在冰冻地面上的苏军士兵开枪射击。我们引来一阵短点射火力，随后，俄国人带着他们的伤员开始撤离。我们瘫倒在地，这场战斗令我们身心俱疲。我们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一个加强连，而且，我们还活着。

　　布兰特纳上尉率领的自行火炮赶到了。其中的一辆在道路上被敌人直接命中，另一辆进入到阵地中，朝着迎面而来的苏军坦克队列开炮射击。在斯特迪尼爆发的第三次库尔兰战役，第一天，第438团便在通往弗劳恩堡和利耶帕亚的小路口的战斗中击毁了20余辆苏军坦克。

　　我的“铁拳”击毁了敌突击群中为首的坦克，第二辆则被第14反坦克连里的两名士兵摧毁。另外三辆坦克被其他掷弹兵在近战中击毁，剩下的战果则由自行火炮包办，遗留在战场上的坦克残骸燃烧着、爆炸着。就这样，战斗的第一天，敌人的进攻矛头被折断，我们避免了一场大难。12月10日,第436掷弹兵团第14连连长，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措尔上尉，奉命带着一百多名士兵赶往潘帕利。他这个战斗群由两个步兵排、一个重机枪排、一个五人反坦克炮组、一小群工兵和一两名炮兵前进观测员组成。

　　12月12日这天依然保持着平静，天色昏暗，阴云低垂，措尔的战斗群开始构设防御阵地。他们等待着俄国人必然到来的进攻，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忙着加强自己的阵地。12月16日,猛烈的炮火在工事上炸开，迫使德军士兵隐蔽进狭窄的战壕和临时掩体内。骚扰性炮火持续了数日，每次炮击的到来毫无征兆，平息几个小时后又再次恢复。12月21日，苏军发起进攻，猛烈的炮火使得德军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中午，潘帕利附近的阵地被苏军步兵和坦克部队突破，当天下午，驻守在那里的德军遭到切断和包围。死伤者不断増加，阵亡的士兵倒在战壕中，伤员在敌人无情的炮火下只能得到些粗略的救治。弹药、医疗用品和食物很快便消耗殆尽，与团部和师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已中断，他们收到的最后一道命令反复强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

　　包围圈不断萎缩。面对数小时内便会被全歼的局势，他们迅速制订了突围、朝师主力方向撤退的计划。重武器弹药全部发射一空，由于没有拖车，火炮被摧毁后丢弃。他们迅速组织人手后送伤员。尽管尽了一切努力，但与师部取得联系的多次努力宣告失败，因此，这场后撤没有获得正式批准。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前提下，他们做出了拂晓前突围的决定。伤员被送上雪橇或是用帐篷布临时构成的担架，这些疲惫不堪的幸存者做好了向我方防线分，突围的命令下达了。队伍动身赶往德军防线，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潘帕利西面，穿过一片无人占据的洼地后向北而去。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排列得很分散，最前方是一支先头部队，伤员们位于队伍中央，后卫掩护部队尾随其后。尽管这场后撤进展缓慢，但却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顺利到达了德军防线。刚刚与“库尔兰”集团军群的阵地发生接触时，由于无法说出口令，他们遭到德军火力的打击，但很快便被认出是自己人。清晨7点， 他们进入了友军的防线。这些生还者到达的是第436掷弹兵团第2营的防区，他们立刻被送往团部，在那里，他们庆祝了这场死里逃生，并得到了食物和短暂的休息，随后再次被派往前线月底。对士兵们来说，这场战争中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圣诞节仍是无声无息、令人沮丧。我们的思绪被自己所面临的紧张（如果不能说绝望的话）局势所占据。我们只是从那些共同经历过几周、几个月、几年战斗的战友们那里获得了一些安慰。12月24日， 平安夜，从另一个师调来的一个燧发枪手营赶来加强我们的防线，寂静中，只能听见他们破旧、满是泥泞的靴子踏过冰冻地面时发出的稳定的节奏。这支队伍慢慢穿过战壕时，士兵们当中传出了模糊的“平安夜”歌声，但这个世界依然毫无和平可言。

　　我们师在近期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许多士兵沦为苏军炮火和机枪的牺牲品，我们不得不将一些阵地让给俄国人，以免遭到歼灭。12月底，我们师被换了下来，转移到利耶帕亚南部一片较为平靜的地区。第三次库尔兰战役是对德军士兵能否承受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的又一次测试，我们再次通过了这场测试，尽管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国防军统帅部在官方报告中列举了我们在1944年最后一场战役中的战绩：“‘库尔兰集团军群摧毁了513辆坦克、79门火炮和145架飞机。”

　　最激烈的战斗并未发生在我们师的防区，而是来自北德的第225步兵师，该师的防区位于我们左侧。面对德军第24、第205、第215、第290、第329步兵师以及第31人民掷弹兵师守卫的薄弱防线个获得加强的师被击退。隶属于第12裝甲师的第912突击炮旅，以及高斯 上尉（前线许多地段的士兵称他为“戴大檐帽的人”）率领的第5团装甲车营，不停地投入到一次次反击中。“库尔兰”集团军群的坦克寥寥无几，没有自行火炮的增援，我们的防御战不可能击退敌人的进攻。第二次和第三次库尔兰战役期间，我们这个已被严重削弱的师，阵亡、负伤和失踪的士兵超过1000人。

　　1945年1月，我们的祖国已在烈火和硝烟中坍塌崩溃。一波波盟军轰炸机覆盖着城市和工业中心上方的天空。房屋和街道在夜间的燃烧伴随着灼热沥青的融流。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地死去，他们的尸体在闪着磷光的漩流中化为灰烬。我们早已知道，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无情联合，我们的国土正在不断萎缩，长期以来我们拒绝承认的毁灭和失败正变为事实。

　　1945年1月2日，我跟师里的另外四名士兵站在一起，他们也在近战中击毁了敌人的坦克。第18集团军司令，步兵上将艾伦弗里德•伯格将我们召至司令部，对我们的表现加以表彰。

　　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一座风景如画的庄园里，18世纪风格的城堡内有一座古老的别墅，城堡四周环绕着美丽的公园，雄伟建筑周围的参天大树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在旁边一间小屋里，我们理了发，理发师还给我们刮了胡子，以便让我们为将军的接见做好准备。一名副官在一旁耐心等待着，随后，我们被带入城堡的客厅。

　　一扇沉重的镶板门打开了，有人宣布了司令官的到来，我们赶紧立正。一位满头灰发的将军出现在我们面前，从他的双眼中可以清楚看出他所肩负的沉重责任，特别是在最近这些日益艰难的日子里，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与我们热情握手，停了片刻，问了我们一些问题，然后便为我们颁发黑银色“击毁坦克”臂章。然后，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白兰地和香烟，再次感谢我们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又推荐我们获得额外的休假奖励，随后，我们解散，返回各自的部队。

　　自夏季以来，休假已被取消。返回德国不再获得批准，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已遭到盟军轰炸机的大规模破坏，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无一幸免。“库尔兰”集团军群也实施了这道禁令，但做出特别贡献的人例外，其中包括用轻武器和炸药击毁敌坦克。这种例外被严格控制在使用锥形装药反坦克手榴弹、地雷或“铁拳”这些武器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探亲假是被允许的。

　　第二天，1月3日中午，我和另外四名士兵（一名中士、两名一等兵和一名二等兵）在利耶帕亚湾登上一艘已被德国海军征用的渔船，很快，我们向西驶去，越过波罗的海，朝祖国而去。我的山地兵背包里塞着一些个人物品，还有一大块熏马肉，这是我在途中的食物。我还小心地携带着那幅救了我性命的圣母像，撤离皮克利艾镇以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经过八小时平淡无奇的波罗的海之旅后，我们到达了古老的但泽港。此刻已是夜间，我们下船后入住斯德丁酒店。第二天早上，我们踏上返乡之旅，赶往德国南部和莱茵河。沿途，我们目睹了被摧毁的城市和工厂；我们体会到平民们的绝望，这些无辜者遭受着别人的愚蠢所带来的灾难，我们也感受到妇女和孩子们的痛苦，而我们在库尔兰战壕中奋战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知道我们的亲人和其他人每天都生活在炸弹的恐惧下，这使我们对自己能再次回家休假一点也不感到快乐。我们逃离了一个地狱，但又进入到另一个地狱中，一个不同的地狱，在这里，抗击敌人的个人风险微不足道，但我们同样无法阻止一波波飞过头顶的轰炸机，无法用“铁拳”或突击步枪击退敌人，只能无助地等待。

　　远离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后，几乎没什么乐趣可言。看望父亲时，我见识到我们领导人带给这个世界的邪恶。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向我吐露了他的疑问和猜测一一被褐衫领导人视为“不良分子”的公民的命运。他告诉我，过去几个月里，从各个政府机构收到大批被政府拘押者的死亡证明，有时候还有死者微薄的个人财物。

　　这番话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发现的其他一些细微的证据，揭示出我们的政府犯下了无可否认的罪行。

　　我震惊地看到，毁灭已落在斯图加特这座城市上。尽管我早已习惯东线燃烧的村庄和被摧毁的设施，但见到整座城市沦为熏黑的瓦砾堆时还是感到难过不已。斯图加特在1944年间的空袭战中遭到重创，大半个城市已被夷为平地。符腾堡皇室过去的住宅——新宫，已被彻底摧毁， 透过破碎的窗户，可以看见曾经优雅的帷幔在拂过焦黑废墟的风中微微摆动。城市里，由战俘、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外国劳工组成的劳动单位清理着街道和废墟。张贴在建筑物和街角的通告宣布，劫掠者将被枪毙。拍摄任何损坏处被严格禁止，并会受到严厉惩处。我年少时所熟悉的这 座城市已然消失，只剩下一堆堆可怕的废墟和瓦砾。

　　我来到多恩斯特丁的黑森林镇看望爷爷奶奶，看见偏远城镇和村庄依然完好无损时，我松了口气，与那些大城市相比，这里遭到的破坏相对较轻。我又搭乘火车赶往穆拉克尔探望亲属，途中，我们遭到一架美军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它对这列行速缓慢、毫无防御能力的火车实施了扫射。敌机的机载武器击中火车头，列车尖啸着停了下来，大团蒸汽和烟雾腾入冬日清澈的空中。旅客们惊慌失措地逃离车厢，在四周围寻找隐蔽，那架飞机兜了个圈，引擎轰鸣着，开始了第二轮俯冲扫射。我帮着几名乘客下了车，随后，自己也赶紧趴倒在地，就在这时，那架飞机掠过头顶，机炮咯咯作响，对火车头再次发起打击。

　　没过几秒钟，这场空袭便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与美国敌人直接接触，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土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有少数旅客负了轻伤，几个小时后，我们得以继续我们的旅程。

　　2月份的头几天，我向师管区报到，斯图加特的司令部被摧毁后，师管区已迁至路德维希堡。结束休假后，必须向师管区官员报到，这样我才能返回位于库尔兰的部队。在值班室前台，我遇到一名军士长，他注意到我所获得的勋章。获知我结束休假，正要返回库尔兰的部队时，他 告诉我，我在前线的经验，特别是在近战中对付敌坦克的经验，在这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补充说，正在搜罗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军人，对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们使用“铁拳”这类武器加以训练，以便为西线盟军即将对德国发起的入侵做好准备。

　　训练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让他们去对付敌人的坦克，这个提议令我毛骨悚然。我坚信，无论我们的军事形势如何，让这些孩子扛着肩射武器投入到必死无疑的近战中，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无异于谋杀。另外，面对一个下定决心、经验丰富的敌人，这种做法根本无法阻止其坦克的推进。

　　这位军士长肯定觉察到我对这个提议的愤慨，他又补充说，西线也很需要我，英美联军正在那里突破帝国的防御。我问起东线的形势，他告诉我，苏军现已在奥得布鲁赫突破了德军防线。于是我回答道，我的师需要我，我必须返回库尔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

　　2月8日，我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斯图加特火车站，一名年轻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递给我一杯咖啡，随后我便登上驶往柏林的列车。火车带着我穿过一个已被彻底摧毁的国家，间歇性停顿使这场旅程被延长至近20个小时。在柏林，我差一点被第五军区的官员们扣留，并被派往莱 茵河前线，那里急需补充兵以阻挡美军的推进。另一些部门还命令我去奥得河防线报到。我下定决心要回到自己的师里，因而拒绝服从这些命令。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时，自己能跟那些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朋友和老战友们在一起。

　　在安哈尔特火车站，我看见军官和宪兵们拦住所有身穿军装的人，细检查着每个人的证件。一些士兵被分配到各个小组，在哨兵的看押下，等待着下一步的指示。由于我佩戴的勋章，宪兵巡逻队绕开了我。

　　可是，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在几名宪兵的陪同下走了过来，他礼貌但却态度坚决地要求我去波茨坦广场附近的城防司令部办公室报到。我在柏林市中心的废墟中找到了城防司令部，摇摇欲坠的残垣断壁不祥地伸向夜空。一群群士兵站立在司令部附近，军官们查看着报到情况，空袭 警报的哀嚎响起时，他们又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混乱中，一名军官告诉我，俄国人已到达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距离柏林只有70公里了，因此，我将奉命指挥一支应急部队，立即赶赴前线。证件归还给了我，我得到的进一步指示是，到柏林广播塔附近的一个防空中心报到，外面有一辆巴士会带我去那里。

　　走出临时司令部，我看见一辆大型军用巴士停在那里，我得到的命令是乘坐这辆汽车赶往防空中心。目光掠过这辆等待着的汽车，我看见50米外有一个淡蓝色的灯柱，勉强辨认出上面写着“地铁”的字样。我从那辆巴士旁大步走过，没有掉头张望，继续向一个电车站走去，消失进通往地下的楼梯中。我的心怦怦直跳，很快便登上了通往柏林郊区策伦多夫的地铁，在那里，我找到了表姐格特鲁德•布勒扎姆勒博士的住处。策伦多夫在无数次空袭中受损甚微，在一座壮观的别墅附近，我跟表姐谈论着这起事件，就这样过了一夜。那座别墅里住的是演员特奥•林根。

　　第二天下午，格特鲁德陪着我来到斯德丁火车站，我将继续自己返回库尔兰的旅程。火车站内就跟我在安哈尔特车站遇到的情况一样，巡逻队有条不紊地检查着军人们的证件。为了避免与宪兵和党卫队巡逻队发生接触，格特鲁德挽着我的胳膊，我俩就像一对浪漫的情侣，正进行着深情、临别时的交谈，我们小心避免着与周围人发生目光接触。这个伎俩居然奏效了，谁也没来打扰我们。

　　几分钟后，我们看见一位将军在一名中士的陪同下来到车站，我本能地朝他身边走去，希望他的存在能让我免遭宪兵巡逻队的盘查，那些宪兵似乎特别愿意调查孤身军人。终于，我走到将军面前，举手敬礼后做了自我介绍。随后我又解释说，我正设法赶回库尔兰，回到自己的部队中，我问他，是否允许我在短时间内待在他身边。

　　“当然可以，我的孩子！”他大声说道，“我完全理解您重新回到战友们身边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听到这番话，我便向格特鲁德挥手道别，她迅速离开了这个令人压抑的环境。我一直站在将军的身边，因而不再受到宪兵巡逻队的盘查，列车开动后，将军邀请我到他的车厢就座。这位将军非常友好，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穆勒，正赶赴但泽，去担任那里的城防司令。他的副官，也就是那名中士，也走进车厢内跟我们坐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我毫无延误地到达了什切青。数年后我获知，但泽被苏军攻占后，穆勒将军被绞死在市内。

　　到达什切青后，我入住但泽酒店，这座酒店处在德国海军的控制下。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享受着军事生涯中很少享受过的生活，这让我相信了一个普遍的看法：为照料军人们，我们的海军尽了一切努力。食物丰富、精美，晚上，我们还欣赏到一个剧团的演出，剧团成员大多是来自维也纳、颇具吸引力的年轻姑娘。尽管在这种环境下得到了奢华的享受，但我们还是意识到俄国人正迎面而来，此刻，他们距离港口已不太远，市内挤满了逃离苏军进攻的难民。大批临时组建的军事单位随处可见，大多是从防空炮组、修建单位或军医院里抽调人员组成。

　　每天早上我都去什切青港务部门报到，四天后，一支船队被组织起来，取道但泽赶往库尔兰。最后一次去港务部门报到的途中，我看见一个老人穿着不再时髦的冲锋队制服，显然是被召入了人民冲锋队。他背着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式步枪，肩头还扛着一根“铁拳”，这就是他用于对付苏军的武器。看来，我们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数条渔船、一艘驱逐舰、几艘鱼雷艇、扫雷艇和两艘潜艇组成了护航队，此刻仍驻锚在但泽。在那里，我们看见军舰正在开炮支援陆地上的作战部队。搭载着我们的船只出港时，有必要使用扫雷艇清理这片区域，据说英国人趁着夜间在这片海域布设了水雷。中午时，我们到达了梅梅尔附近的公海。

　　船队多次遭到苏军战斗轰炸机中队的空袭。一颗炸弹炸坏了我们这艘船的船舵，这艘船过去是一条货轮，是船队中航速最慢的船只。另一艘船的右尾舷遭到重创，没过15分钟，她便消失在黑乎乎的波涛下，船上搭载的士兵，只有半数获救。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1月24日至2月3日，爆发了第四次库尔兰战役。我所在的师并不是这次战役的主力，因为苏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普列库莱和施伦顿。第132步兵师的士兵们仍坚守着利耶帕亚南部的阵地。除了敌人的小规模试探和一些偶发冲突外，在我最后一次休假期间，我们的防区保持着相对的平静。

　　2月份，气候开始转暖，春天带来了蓝天和阳光，只在清晨时会有一层薄薄的霜。阵地内和道路上潮湿的地面开始干燥，短期内，道路很快便可以再次畅通。随着一股暖风从南面和西面而来，这种田园诗般的天气很快便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密布的阴云和无休止的雷暴雨。来自 农村的士兵曾预测，1945年2月和3月间，会有一场“稳定的霜冻”，就像“万年历”中指出的那样，但就连专家也犯了错，今年的气候并未遵循日历的预告。

　　身经百战的库尔兰士兵保持着健康的身体，特别是那些曾在更东面的冬季中得以生还的士兵，那里的气候远比波罗的海沿岸严酷得多。几乎没什么士兵患病，而那些轻伤员也会尽快返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仍留在前线的老兵已所剩无几，他们的军装上，近战勋饰下方佩戴着银质或金质战伤勋章，这表明在作战生涯中，他们曾负过五次或五次以上的伤。利耶帕亚南部的阵地构设得非常完善，我的老部队和第438掷弹兵团就驻守在这里。第438团（目前已严重减员，和一个战斗群差不多）第1营的残余者几乎就靠着波罗的海。据守在一片低洼沼泽地里的士兵 们，在一片略高于周边地形的沙地上构设了一排圆木栅栏。前沿阵地修建了暖和的掩体，没有铁炉子，士兵们便用石块和黏土制作了烟囱和壁炉。这里的柴火很多，但德军士兵更喜欢使用桦树枝，因为这种树枝燃烧时很少产生烟雾，不大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大家对发出烟雾持谨慎态度，因为这会把阵地暴露给敌人，但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许多股烟柱，这表明敌人正在我们对面的战壕和树林中生火取暖。

　　首次检查阵地时，我注意到我们的掩体不仅仅是温暖舒适。从寒冷、潮湿的外部走入掩体，就像踏入了一个烤箱。尽管如此，掩体的房门被推开，或是挂在入口处的帐篷布被掀开时，掩体内的士兵仍会发出大声的抗议。这种强烈的抗议通常意味着士兵们“宁愿臭气熏天也不愿挨冻”，我尊重他们的愿望。

　　我们在北部战线构建防御的经验被很好地运用到这片地区。这场战争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双方士兵都使用了最为先进的武器，但同时，蜿蜒穿过沼泽和树林的战壕和阵地中也使用了可追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原始防御手段。士兵们修建的掩体和木栅栏，看上去与北美印第安战争中前线所使用的防御工事相类似。炸弹、迫击炮弹和中口径炮弹击中阵地的侧翼或角落会造成一些破坏，但其核心依然保持完好。弹片和轻武器火力通常无法穿透粗粗的圆木。由于铁丝网短缺，德军士兵在阵地前方布设了树枝和圆木，以此来阻挡敌人的突击部队。

　　2月20日，俄国人以数个加强连再次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我们遭到敌炮兵连中等强度的炮击，炮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落在我们的阵地和阵地后方的开阔地上。整个上午，敌人的炮击力度不断加强，最终达到了一个高潮。

　　俄国人认为这场炮击足以将我们的前沿阵地夷为平地，炮火延伸后，大群苏军步兵朝我们的防线涌来。在这片林木繁密的地带，他们逼近到离我们阵地20米处，这才招致我们的还击。机枪、突击步枪、手榴弹和“铁拳”构成致命的交叉火力，劈头盖脸地对着进攻者扫去。我方炮兵也瞄准进攻者后方的苏军阵地开炮射击，枪林弹雨中，我指挥着我们的迫击炮排，猛轰战斗最激烈的地点。守卫最前沿阵地的德军士兵们在障碍物后或站或跪，射击着那些仓皇逃窜的土棕色身影，此刻，俄国人正撤入沼泽地和树林中。

　　迫击炮弹追击着后撤中的苏军士兵，寂静再次降临在防线上时，我査看了阵地，以便对我们的形势做出评估。带着几名士兵，我来到阵地前方，搜查那些被打死的苏军士兵。暮色降临时，我们带着缴获的文件和大批武器弹药返回阵地。在阵亡的敌军中发现了一些军官，他们扎着新皮带，戴着新的手枪套。检查他们所携带的文件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地图包也是新的，款式与我们的类似。棉衣和长裤所构成的军装质地优良，新的亚光钢盔也是最近刚刚涂抹过。我们还收集了大批手枪和自动武器，这些武器上标明，制造年份为1944年。我们还在敌军士兵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包包手榴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看来，他们打算一旦达成突破，便将我们的阵地摧毁。

　　一些倒在我们阵地前的苏军伤员，有的是装死，有的是暂时昏迷过去，现在，他们试图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回己方防线。我们的哨兵和侦察巡逻队抓住他们，押回到我们的阵地，这些苏军士兵看上去强壮、健康、吃得很好。相比之下，我们的士兵就像是衣衫褴褛的稻草人，被恶劣的生活条件折腾得痩削、憔悴，但“库尔兰”集团军群的士气始终未曾动摇。尽管如此，双方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对面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

　　正如我们的军队所做的那样，苏军早已将许多部队调至东普鲁士前线，他们认为那里的战斗更加重要。现在，出现在我们前方的敌军都是些新部队。在我们阵地前遭遇到一场惨败后，他们不再试图突破我们营的防线，而是以侦察巡逻队和零星炮火不断试探、测试我们的防御，修建工作在我们的防区内继续进行，构设新阵地，加强老阵地。很少能发现敌人的活动，但偶尔也会有一名大胆而又鲁莽的俄国人被我们警惕的狙击手击毙。

　　更新、更壮观的“厕所消息”继续流传，许多人听说，“库尔兰”集团军群将奉命向南面的东普鲁士突围。还有人说，我们将撤出既设阵地，赶往利耶帕亚和文茨皮尔斯这两个库尔兰的补给港口，乘船返回德国。

　　每次交谈中，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场战争会变成怎样？它会如何结束？这会是一场无尽的恐惧吗？我们是否能平安逃脱？宣传部长戈培尔已证实了我们都听说过的、美国人提出的“摩根索”计划。德国将分裂，被分割成一个个封建采邑式的领地，彻底沦为一片纯粹的农业牧场，一个“牧羊场”。据说，知识分子和军官们将被清除。德国人的生活水准将低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农民。面对这些关于德国未来的可怕预测，战壕中的德军士兵下定决心要奋战到底。后来，德国投降的那天，一些士兵和军官自杀身亡，而不愿面对毫无希望的未来。

　　国内的城市和村庄已在冰雹般落下的炸弹中沦为烟尘和灰烬。从德国东部和东普鲁士涌来的成千上万名难民汇入到漫长、泪流满面的队列中，大股难民群赶在无情向柏林推进的苏军部队前向西面涌去。

　　1945年初，一周接着一周，形势继续恶化。在兵力和物资方面均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被困于库尔兰的德国军队举步维艰。前线和后方的德军士兵意识到，形势已毫无希望。他们都知道，敌人试图歼灭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身后和侧面的波罗的海是逃回德国的唯一通道。

　　来自德国的消息越来越不稳定。3月初，我们已无法收到国内寄来的邮件。德国国防军公报成了一个必要的消息来源，偶尔会有人听到一些国内形势的消息，这些消息会通过设在利耶帕亚的“士兵广播节目”，以一种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方式播报出来。有时候，印制的新闻简讯会 分发到前线。最后，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消息来源时，一些士兵开始偷偷地聆听瑞典广播电台的节目。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消息，我们获知，英美空军仍在实施大规模空袭，而苏联红军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发起了新的攻势。

　　被困在库尔兰，尽管手中有武器，但我们却无法阻止灾难性命运降临到祖国头上。一天接一天，令人痛苦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糕，库尔兰的德国军队继续坚守着阵地，因为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将敌军牵制在波罗的海，减轻帝国边境的防御压力。”

　　坚守在库尔兰的士兵所获得的奖励是“库尔兰”袖带。这种袖带在库尔迪加的一座小纺织厂内制作，接到活儿的拉脱维亚妇女们在家里用手工完成了德国最后一款荣誉袖带。袖带宽38毫米，上面绣着一面盾牌（这是条顿骑士团的徽章，银灰色的背景映衬着一个巴尔干十字）和一 个驯鹿头（这是米陶市的市徽），两个徽记之间是用鲜明的黑色字母拼写的“KURLAND”。

　　3月和4月过去了，基本没发生什么战斗。直到第五次库尔兰战役打响，我们才再度经历了激烈的战事。我们在普列库莱西部和西北部接替了遭到重创的第126步兵师，直到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位于瓦尔塔亚的这片地区将是我们最后的抵抗地。在邦卡前方的左侧地区，苏军再次集结起大批兵力对德军防线发起进攻，冲向利耶帕亚。这场进攻遭到惨败，在第70火箭炮团和第276陆军高射炮营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苏军向后撤去。德军第14装甲师与第21空军野战师共同守住了这片地区，俄国人遭受到严重的伤亡，大批死伤者被丢在德军阵地前的战场上。苏军一直没能从这场惨败中得到彻底恢复，2月28日后，他们不再试图以大规模进攻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达成突破。

　　3月中旬出现了一场化冻，道路沦为深不见底的泥沼，不得不付出最大的努力方能通行。工事和机枪阵地里似乎塞满了灰黑色的泥泞，就连俄国人的行动也陷入了停顿，无法通行的道路破坏了一切进攻计划。

　　3月18日,一阵短暂但却猛烈的炮击落在我们的阵地上，仿佛宣布最后一场库尔兰战役已拉开帷幕。师里的各个单位在弗劳恩堡和施伦顿附近投入战斗，他们在那里抵抗着苏军的进攻，直到敌人的这场攻势陷入停顿，俄国人的坦克和车辆陷入泥沼中。对德军士兵来说，守卫防线的艰难困苦难以形容，言语无法表达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们所经历的牺牲和痛苦。苏军近卫第8师达成突破后，我们师在左侧（位于施伦顿南面）击退了这些俄国人，苏军伤亡惨重。我们抓获500名俘虏，缴获和击毁了263辆坦克、249挺机枪、185门大炮、29门迫击炮和27架飞机，这充分证明了德军士兵坚持到底的决心。

　　4月中旬，第18集团军等待着敌人的下一场大规模进攻。第438团第1营被换下前线，作为预备队准备投入战斗。但预期中的进攻并未到来。敌人已将兵力和资源投入到争夺欧洲中部的战斗，不再愿意为夺取里加与利耶帕亚之间顽强的德军阵地而使大批人员牺牲。

　　因此，我们也不得不等待着。前线保持着相对的平静，但并未彻底平息下来。我们的防线经常被苏军侦察部队渗透，他们溜过德军防御薄弱的阵地，展示出极高的技巧，而我们的防线依然是每一百米只有两名士兵守卫。这些苏军侦察部队总能达成渗透，并与我们后方日益活跃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库尔兰战线上没有休息可言，我们正为了生存而战，睡觉已成为一种陌生、奢侈的享受。春天已经到来，前沿阵地上的掷弹兵却对此浑然不觉。

　　1945年5月1日晚，我们获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死了。大体说来，士兵们对希特勒死亡的消息表现得很冷漠，但必须指出，也有些人为此而长长地松了口气。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敌人的防线上爆发出一阵炮火齐射，短暂的停顿后，我们听到一名苏军宣传人员嘶哑的声 音通过扩音器传来，“柏林已被我们夺取！”第二天一大早，我看见对面400米处的树林边缘，暗淡的阳光下，敌人用木块或硬纸板拼岀几个硕大的字母：“Russians in Berlin!”黄昏时，我们的一个重机枪组对着敌人的牌子开火射击，将其射为碎片。

　　5月5日，营里接到命令，派一支侦察队去抓“舌头”，以便弄清楚驻守在对面的是苏军的哪支部队。我挑选了几名信得过的士兵，夜幕降临后，我们离开了防线。拂晓前，我们带着两个吓坏了的俄国人返回，将他们交给师里加以审讯。

　　执行这次任务时，我的通讯员库尔特获得了一份毫不光彩的殊荣——他成了战争期间连队里最后一个负伤的人。苏军冲锋枪射出的子弹擦过他的肩膀，这种表皮伤只需要注射破伤风，再包上绷带即可。尽管我想把他送往后方，但他坚持要跟我们待在前线日，这一天的到来伴随着灿烂的阳光。几周来，我们将获救的传言不绝于耳。据说，“库尔兰”集团军群将被撤离。据说，西线盟军已止步于易北河，德国国防军的残部将被组织和集结起来，并将俄国人赶过帝国旧边境，逐出欧洲中部。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终于意识到，俄国人向西的推进对整个欧洲构成了威胁。我们终于没有被出卖给苏军。还有传闻说，英国和美国的舰队已被派来疏散库尔兰的德国军队，甚至有人说，我们将与美国人合兵一处，他们在易北河已跟俄国人发生了公开冲突。

　　但我们很快通过可靠的渠道获知了另一个消息，这个毁灭性消息粉碎了我们将在近期内获得疏散的一切希望。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德国北部地区接受了德国海军上将冯•弗里德贝格的投降条款，但这些条款只适用于西线。仅存的唯一希望是，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同意这些条款，并认为这些条款同样适用于东线。这样一来，将使大批难民从苏军的可怕行径中获得解救，另外，也能使仍在抵抗俄国人的德军士兵免遭进入集中营和战俘营的厄运。

　　我们终于收到消息说，“库尔兰”集团军群司令希尔珀特大将已于5月1日下达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以口头传播的方式一直传送到前沿阵地：

　　在西线继续进行战斗已毫无意义，因此,那里的战事已宣告结束。但我们将带着一如既往的顽强继续东线的战斗。尽管我们遍体鳞伤,但统帅部和祖国完全相信库尔兰的德军将士将恪尽职守到最后一刻。全体官兵必须保持信心!集团军群隨后将投入易北河的战斗,撤离库尔兰的计划依然有效。

　　第132步兵师在普列库莱西部守卫着库尔兰防线的南端，距离利耶帕亚大约30公里。就在我们继续击退苏军对我方防线的试探之际，我们身后的第11和第24步兵师正赶往利耶帕亚港。一连三天，利耶帕亚和文茨皮尔斯港口内各种类型的海军船只将尽可能多的人员塞上船。通过电台，海军指挥官们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受到如下命令：

　　发给海尔、利耶帕亚、文茨皮尔斯和博恩荷姆:从德国夏令时5月5日8点起，与蒙哥马利元帅签署的停火协议将生效。海上所有运输船只继续执行海军司令部的命令,营救东部的德国人。任何船只不得作战、破坏或自沉。安全至关重要。

　　波罗的海的所有舰船:由于即将投降，所有海上力量、保安部队以及货轮必须在1945年5月9日零点前撤离摩尔兰和海尔的港口。运送德国公民离开东部的任务将以最高优先级加以执行。

　　德国水兵们试图尽可能地实施抢救。第5巡逻艇舰队与苏军鱼雷艇展开了最后一次海上交锋，并在战斗中成功击沉对方的一艘鱼雷艇。

　　但骰子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艾森豪威尔认为，只有让仍在东线抵抗苏军的德国部队同样放下武器，他才承认西线的停火协议。盟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方面拥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完全有能力消灭残余的德国军队。据说，为了歼灭仍在库尔兰殊死抵抗的德军，俄国人已从柏林派出坦克部队，赶来对付我们。

　　5月7日，“库尔兰”集团军群司令给苏军指挥部发去电报，提出投降。俄国人提出，只有希尔珀特亲自率部投降，他们才能予以同意。俄国人希望他们在最后时刻获得的胜利多具备些政治价值。就这样，深受库尔兰将士们尊敬的希尔珀特将军走上了他这一生中最为艰难的道路，遵照他最后的命令，放下武器投降的德军士兵将面对自己可怕的命运。希尔珀特将军再也没能回到德国，1946年，他死于苏军战俘营。

　　所有作战部队:戈沃罗夫元帅已同意于1945年5月8日14点起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一各部队应立即遵照这一指令。各处阵地均应悬挂白旗。最高统帅部希望这道命令道得到严格的执行。库尔兰所有将士的命运将取决于对这道命令的严格遵从。

　　集团军群投降的两天前，每个营被允许挑选出12名士兵（大多是孩子较多的父亲）送往后方，等待坐船返回德国。被挑出的人员带着全副装备来到营部，等待接受最后的任务。

　　那些被留下的士兵，没有谁发出不满的抱怨。部队的纪律和战友情谊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刻。35架老旧的JU-52飞机从挪威飞抵库尔兰，那些被挑选出的士兵列队登机。伴随着引擎的轰鸣，机身闪闪发亮的飞机在戈洛宾机场起飞时，被留下的士兵眼中噙着泪水。没人能想象这些飞离库尔兰的飞机会遭遇到怎样的命运。起飞后没多久，这些航速缓慢、毫无防御能力的飞机便遭到一队苏军战斗机的攻击，32架JU-52被击落。它们是德国空军最后的飞机，与机上搭载的士兵们一起，裹着火焰坠入外国的土地和波罗的海冰冷的海水中。

　　另一些令人不安的场景发生在5月8日，利耶帕亚和文茨皮尔斯港口内。第11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这是“库尔兰”集团军群的两个“救火队”）的士兵们匆匆登上海军第9保安舰队的船只。水兵们驾驶着扫雷艇、渔船、渡轮和港口巡逻艇，船上一切多余的设备和货物都被抛弃， 以便腾出空间，搭载更多的人。

　　士兵们耐心等待着登船离去，再次展示出钢铁般严格的纪律。面对苏军战斗机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出现混乱的场面。由于搭载士兵的一些船只已达到危险程度，海军军官不再让士兵们继续登上严重下沉的船只。一些年轻士兵看见船上已没有多余的空间，主动下船，将自己的地方让给那些有家人要照料的年迈士兵。解缆后，船只缓慢地驶向波罗的海。

　　第18集团军司令，步兵上将伯格在利耶帕亚港朝那些离去的士兵们喊道：“代所有库尔兰将士们问候祖国！”

　　船首卷起泡沫，船只分开波罗的海的滚滚海浪向西部港口驶去。突然，俄国人的战斗轰炸机出现在空中，像猎食的鸟儿那样，朝缓慢行驶的船只俯冲而下。最初的攻击中，敌机的机枪和机炮扫射令船上的一些人送了命，但船上的人严格遵守了不得开火还击的命令。可是，敌机转过身来逼近，准备发起第二轮攻击时，遭遇到猛烈的防空火力，这些飞机转身离开，消失在地平线东普鲁士掷弹兵团的三艘船只无法跟上船队，于是驶入了特雷勒堡。尽管瑞典在这场战争中保持着表面的中立，但这些德国士兵后来被移交给苏联。

　　一些船只离开文茨皮尔斯港后，在公海上遭到苏军鱼雷艇的拦截。为首的“鲁加德”号转过身来，面对着迎面而来的鱼雷艇以便让随行的两艘扫雷艇逃离。船上的1300名士兵焦虑地等待着，他们已做好最坏的打算。“鲁加德”号上的水手取下88毫米甲板炮的炮闩盖。俄国人的鱼雷艇仍在逼近中，他们拦下德国运输船队的意图已非常明显。“鲁加德”号接到舰队司令发来的电报，让他们继续向前航行的同时，第一发炮弹已射出。这发炮弹直接命中了一艘苏军鱼雷艇，另外几艘鱼雷艇迅速转身逃离，不再理会继续航行的“鲁加德”号。欧洲的最后一场海战 就这样宣告结束，25000余名库尔兰的德军士兵越过波罗的海，到达了德国荷尔施泰因的港口。

　　5月初，前沿阵地上的士兵们并未充分意识到发生在第132步兵师后方的事情。他们没有听到1945年5月9日最后一次德国国防军公告，这也是德国最后一道官方命令：

　　我们在库尔兰的集团军群已成功地抗击了敌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坦克和步兵部队达数月之久，在六次战役中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耐力。

　　清晨，瓦尔塔亚河床处，我走出第14重机枪连的掩体，在春季香甜、清凉的空气中眨了眨眼。这片地带并未被肆虐数月之久的战火撕碎，大自然开始展露出新的生长，翠绿色的嫩芽从黑色土壤中钻出。就连被弹片撕裂的树枝和灌木丛也长出了细细的新芽，仿佛在表明，尽管精神错乱的人类将磨难施加于它们，但生命仍将继续。就在我思忖之际，却被接二连三落在附近的迫击炮弹所惊醒。

　　第14连仍拥有6挺重机枪、4门80毫米迫击炮和2门120毫米重型迫击炮。库尔特在两天前的行动中肩部受伤后，全连士兵没有一个负伤。在迫击炮阵地上（我将该阵地设在连部后方200米处），我们遭到敌军阵地上射来的零星步枪火力。我指挥着阵地上的2挺重机枪，瞄准对面的林木线开火射击，敌人在那里的活动清晰可辨。俄国人动用了火炮，我方炮兵也开炮还击。上午9点左右，一队敌机飞过我们营上空，炸弹从闪亮的银色机身内投下。几颗杀伤弹在迫击炮阵地后方炸开，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前进观测员报告说，在对面敌步兵旅防区的腹地内发现敌人强烈的活动迹象。报务员向我报告，我们与营部之间的电话线被炮弹炸断。我们准备好武器，等待敌人发起进攻。

　　“库尔兰”集团军群将于14点投降。各前沿阵地将打出白旗。所有士兵放下武器待在阵地中；武器不得上膛,弹匣应卸下,枪膛应清空，各级军官继续管理其部队。

　　下午1点，我最后一次通过电话听到了团副官冯•戴姆林上尉的声音。他严厉命令我不要做出任何非理性行为，应该立即停火，承担起确保投降令顺利执行的责任。他强调指出，严格遵从命令将决定“前线部队的命运”。

　　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迅速在士兵们当中传播开来。数年来，我们一直拼死奋战，埋葬阵亡的战友，从不肯向我们仍在全力抗击的邪恶的敌人屈服。

　　我到阵地上绕了一圈，告诉部下们，我们前方将是未知的命运，并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我们不再害怕死亡的前景，因为我们已跟它打过多年的交道，从某种程度上说，阵亡于东线战场是一种预料之中的事情，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将在俄国一个无名墓地找到最后的安息处。令我们恐惧的是对未知的恐惧，我们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德国的家人会遭遇些什么。我们早就知道波兰卡廷森林中发生的事情，俄国人在那里处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我们相信，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同样的命运也将落在我们身上。奋战至死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想法，现在，奉命投降，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无法想象。

　　降临在前线的寂静被远处传来的手枪击发声所打破。调查后发现，我们的一名军官，接到投降命令后，从枪套中掏出鲁格尔手枪，放在自己的地图包上，又在笔记本上写道：“没有了军队，就没有荣誉。”随后，他平静地将枪口抵住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一名连长朝我跑来，挥舞着手枪喊道：“我决不投降！”我命令他收起武器，返回自己的连队，对我的命令，这位连长发出了威胁。

　　我拔出自己的手枪，他这才消失进瓦尔塔亚河床的灌木丛中，边跑边喊着：“不投降，我决不投降！”

　　我后来获知，他冲向后方，遇到一辆自行火炮的车长，他挥舞着手枪，试图强迫这位车长驾驶自行火炮赶往前线，并喊叫道：“他们正在前线投降！”

　　最后，一名士兵用枪托把他打晕在地，这位连长后来也成了战俘，可是，即便在战俘营中，他的情绪也极不稳定。

　　这场欧洲战事的最后一个清晨，敌人对我们的兄弟团——第436掷弹兵团，发起最后一次突击。激战进行时，泽普•德雷克塞尔大叔接到了投降的命令，不得不花了很大功夫来说服手下的营长立即停火。

　　当天下午，德雷克塞尔上校迎来了拉德尤诺夫将军，他是德雷克塞尔防区对面的苏军师长。俄国人在德雷克塞尔的对面集结起炮兵和一整个步兵师，以此给德军上校留下深刻的印象。陪同苏联将军的是他的情报官，这位情报官与德军参谋人员核对了地图。俄国人告诉他们，德军构设的阵地非常出色。我们投降的几周前，这位情报官曾潜入我们守卫薄弱的防线，化装成平民，对前线的整个腹地进行了侦察。他的笔记本上经常将德雷克塞尔称为泽普大叔，德雷克塞尔上校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另外，这位情报官还知道，第436团第1营营长——金发弗雷德，有时候喜欢喝上一杯。

　　我们守卫防线的力量非常薄弱，俄国人对此感到惊讶。令他们感到惊异的原因之一是，在苏军部队里，前线作战士兵与后勤人员的比例为 3 : 1,而德国军队的情况恰恰相反。俄国人随后带走了德默将军，以此作为我们师的正式投降。5月8日晚，师主力在师部附近集结，随后，全师步行赶往泰尔夏伊的战俘收容所。（鲁道夫•德默少将是第132步兵师的最后一任师长，在苏联战俘营被关押了十年后，于1955年10月获释。）

　　随着这个投降的信号被发出，一股土黄色人潮从我们对面的树林边缘向前涌来。俄国人冲入我们的阵地，他们穿着新军装，一个个吃得饱饱的，这跟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看上去破衣烂衫，由于营养不良而憔悴瘦弱，长期隐蔽在掩体中使我们面色苍白。

　　苏军士兵没有理会我们的武器装备，而是冲入仍站立在阵地上的德军士兵中，抢夺他们军装上的勋章和徽标，又从他们高举的双手夺走手表和戒指。我的军装外套着一件迷彩外套，因而躲过了这场劫掠。

　　我随即命令所有士兵到连部集合，并在附近布设了哨兵，每隔10米1名，端着突击步枪，但枪栓拉开，并卸掉了弹匣。做出这一布置后，苏军士兵停止了劫掠，到其他地方去搜寻战利品了。

　　一名年轻的苏军炮兵中尉来到我的连部。他的外表无可挑剔，穿着一身干净、合身的军装。我走上前去，他那张细长的脸上，一对蓝色的眼睛紧盯着我。从他的外表看，就像是一个来自海德堡或图宾根的德国大学生。我们相互敬礼，他从一个厚厚的皮包中取出一幅地图，说他需要了解我们炮兵阵地的位置。我只为他提供了大致的情况，他对我们的炮兵连居然在后方那么远的地方感到惊讶。

　　一群群苏军士兵再次出现，他们在站立不动的德军士兵间跳着舞，高声唱道：“希特勒完蛋了！战争结束了！”

　　这些俄国人唱歌跳舞时，圆圆的面孔上流露出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战争的噩梦正从他们的意识中抹去。德军士兵只能以沉默相报，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此刻的痛苦和沮丧。

　　最后，这些胜利者离开了，我们没有收到团里的进一步指示，最后一道命令是让我们留在各自的阵地上。下午3点左右，一辆小马车朝我们的掩体而来，在连部前停下。马车上坐着一名苏军少校，长着一张东方人的面孔，脸上满是麻点。他跳下马车，迈着罗圈腿朝我走来，胸前挂 着一排勋章。我们相互敬了传统的军礼，他那双黑眼睛偷偷地打量着我们的周边环境。

　　他从一个装迫击炮弹雷管的小盒子里掏出一张《真理报》上裁下的纸张，又摸出一撮烟。